這種公然的歷史化嚐試顯然把我們帶回到最初的悖論：一種符號類別的分類何以能被外部歷史事件一分爲二？“歷史”——作爲在《時間—影像》開頭就被給定的，除了認可運動—影像內部的危機，即運動—影像內部的斷裂（而這一斷裂本身對時代的苦難和戰爭的恐怖毫不關心）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在《運動—影像》最後一章，德勒茲上演的正是這樣一場危機。德勒茲戲劇手法的突出之處可見諸他對希區柯克（Alfred…

這一點，確實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機器化大生産中，物質生産的過程已經成爲科學技術的對象化實現的過程的一些預見性的分析，但馬克思不可能提出什麼文碼化和生産流水線等問題。然而，“儘管《大綱》是以我所説的第三持存的形式描述知識的物化, 但工業社會中關於知識的一般問題，並沒有被辯証唯物主義真正提出來：技術沒有被主題化爲知識和非-知識的一個要素，沒有（提出）一種知識的器官學或力比多經濟學——即昇華的欲望意義上的一種知識經濟學”[17]。



這個第三持存⑦是斯蒂格勒技術哲學中的關鍵詞。這沒有説錯，可是讓斯蒂格勒預見在…

我説”蘋果來了”，你問”蘋果來了”是什麼意思，我改説”張三來了，張三帶着蘋果”。你若再問”張三來了”是什麼意思，我就沒辦法了。不是毫無可能解釋，而是可能性太多了，我不知道你的問題在哪里。我們聽到一句話，通常直接就理解了。在話語和理解之間，不需要什麼中介。各種意義理論，指稱論、概念論、圖象論，其中都有一些論證希望提供溝通從語句到理解的鴻溝。沒有什麼東西能帶我們越過鴻溝，因爲本來無鴻溝。維特根斯坦倒轉了思考的方向：理解是一個自然的、直接的、無中介的過程。當然，有時需要解釋，需要中介，但最終要來到直接理解。理解需要天賦，你無法教會一隻母雞這是指體積、那是指歲數，但你卻可以教會一個六歲的孩子。…

對於人的記憶而言，這些圖像無疑方便於人進行記憶，並可讓人從中獲得更多更廣的信息。但問題也正在於此，大眾傳媒所帶來的快餐化消費，雖然讓人瀏覽到了更多的信息，但往往是「轉瞬即逝」的。更重要的是，圖像化的媒介往往使人丟失了基於文字而生發的想象力，記憶雖然方便了，人卻變得更具惰性了，人不再願意花費時間去記憶，一切皆是觸手可及可看的，何必再特意記住它？這就是前文所論述的現代技術加速了記憶喪失的原因所在，不過在這個角度上，大眾傳媒技術無疑比其他技術讓記憶力衰退得更強。再加上消費文化的浸入，記憶存在價值的意義就很小，甚至記憶本身也可能變成一次性消費了。所以，在大眾傳媒時代，記憶媒介的圖像化特征最終會導致人記憶力的衰退，而消費文化的內在消極功能之一也正是體現在這種記憶力衰退後的遺忘癥候上。

（二）遺忘：消費文化的內在消極功能…

只有在對自然的分析研究和感悟中，融入文化和個人的情感、哲思，才能張開想像、聯想的翅膀，才能出現詩性寫作，我想這也是自然寫作的本義。如果文字抒寫的是自然物中規律性的東西，即能抵及物事的本質——真，作品也不至於過時。

科學與美在山頂之上相與攜手。科學和詩意是生態散文的雙翼，我希望能奮力張開這樣的雙翼，建構風格獨具的生態散文文體。…

據尼采自述，有一天他在塞爾斯-馬利亞的一個湖邊散步，腦海突然跳出來一個概念，令他無比興奮，趕緊把它記錄下來。這個概念就是“相同者的永恆輪迴”（die ewige Wiederkunft des Gleichen）。尼采認爲這個概念解決了根本問題。確實，生命的本質是追求更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生命又是在每一個瞬間創造性地展開的，“相同者”在每一個瞬間復返和輪迴。這樣一個想法爲什麼會讓尼采興奮呢？我們知道尼采哲學要解決一個生命問題，早期尼采的表述是：生命如此短暫而悲苦，每一個人都是要死的，而且生活中苦多樂少，我們爲什麼要苟活於世？有限而痛苦的生命的意義在哪里？到後來，尼采的問題提法有了變化，變成了一個有關“重復”的問題：我們每天都在重復自己的生活，有些事情我們做了千萬遍了，爲什麼要不斷重復？如果你做的是同樣的事情，那麼做一遍和做一萬遍有區別嗎？我們爲什麼願意重復呢？重復的意義在哪里？…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討論構思能力（ideation）時，強調了人的用其“純語法”去即興編目的首要性。作出自己的元編目（meta-categorization）的能力，正是端正個人意向，對付大數據對我們的捕捉的關鍵。而這正是我們今天在大學里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動用的所有元語言幾乎都是top down（自上而下）的（如阿甘本説，手機這樣詭異的東西，搞不清裏面的這麼多讓我們上當的陰謀裝置機關，我們卻也敢拿來就用。詐騙電話就是對我們這一點的懲罰）。可以説，大學本身也已成了各種app的奴隸，苦不堪言。如何救大學？須知，教師構成的記憶網已不足以傳輸知識，跨學科團隊也不足以讓我們想象新突破和新遊戲。需要進入這樣一個過程：必須走bottom up（從下到上）式，peer to peer（平等互聯）式地重新去居有元語言，由大學領頭，去開創出一個元語言的新時代。否則，大學就會像今天這樣成爲被各種app支使的傻逼，那樣的話，你再是研究莊子和鬍塞爾，也都沒用了。…

維特根斯坦的私有語言論證引發了大量反駁、辯護、澄清、再反駁、再辯護。本書無法細論，只在愛耶爾一節再有涉及。

自然理解vs充分分析

從維特根斯坦中期的筆記看，他的注意力已經不集中在經過分析之後得出的”邏輯語言”，而是語言的日常的實際使用，至少是在科學工作中的實際使用。所以，研究者常把維特根斯坦後期的思想轉變概括爲從對邏輯語言的關注轉向對日常語言的關注。這個評論雖然不錯，但不夠中肯。在我看，維特根斯坦後期思想的特點是把邏輯分析和自然理解結合起來了。邏輯分析的最終目標不再是簡單名稱或簡單對象，而是自然理解，因此，也就不存在抽象的充分分析。分析是有目的的分析，是把隱含在理解中的東西擺上明面，從而使某些混亂或模糊得到澄清。…

我們的土壤媽媽，

是地球工廠的女工。

在大自然的建設計劃中，

她擔負著

幾部門最重要的工作。

她保管著礦物、植物和動物，

還有肉眼看不見的微生物；

她改造物質，發展生命，

經營著無機和有機

兩大世界的巨大工程。

她住在地球表面的第一層，

由幾寸到幾千米的深度，

都是她的工作區。

她的下面有水道，

水道的下面是牢不可破的地殼。

她是礦物商店的店員。

在她雜色的櫃檯上，

陳列著各種的小石子和細沙，

都是由暴風雨帶來的，

從高山的崖石上衝下來的。

她是植物的助產士。

在她溫暖的懷抱里，

開放著所有的嫩茶和綠葉，

搖擺著各色的花朵和果實，

根和她緊密地擁抱。

她走動物的保姆。

在她平坦的搖床上，

蹦跳著青蛙和老鼠，

遊行著螞蟻和蚯蚓，…

16、電視辯論

我與阿維塔和其他朋友、夏蘭斯基的支持者商討了一番，我們決定得繼續施加影響。在1977年6月，向美國公眾提出夏蘭斯基案件的極好機會到來了。



由於蘇聯的形象在歐洲共產黨人心目中每況愈下，幾個月前蘇聯當局曾建議在義大利電視上舉行一次辯論，由蘇聯和義大利各出三名代表就人權問題進行辯論。這場辯論的結果證明蘇聯在宣傳上取得了重大成功。…

沃騰貝克(Timberlake Wertenbake)的戲劇《我們國家的利益》（Our Country3Good），於1988年在倫敦的皇家宮廷劇院首演。劇情講述了一群罪犯在18世紀末期被轉移到澳大利亞，他們上演了一出喬治·法夸爾（George Farquhar）的著名劇目《徵兵官》（The Recruiting…

德勒茲對布列松電影的分析，歸根結底類似於他對維爾托夫電影的分析：兩者都表明，複原影像潛能的工作已經在運動—影像的所有組成部分中起作用。德勒茲對布列松的再次分析出現在《電影2：時間—影像》標題爲“思想與電影”的章節里，在這里他很大程度上重申了布列松與情狀—影像的聯系。同樣是情狀—影像，在第一捲里作爲運動—影像組成部分被檢視，而在第二捲里又作爲時間—影像的構成原理。也就是説，似乎不可能在典型的“時間—影像”電影創作者那里隔離出任何“時間—影像”，隔離出賦予了任何區別於“運動—影像”屬性的影像。我們寧願得出這樣的結論：運動—影像與時間—影像，並不意味着對應於兩個電影時代的兩種對立的影像類別，而是關於影像的兩種不同看法。…

在這里，我們不是指責只有現代技術才導致了當代人記憶的喪失，而是指出如今人生命的諸多領域普遍被卷入「技術化」潮流之後，要警惕現代技術對人記憶力削弱的「催化」作用。記憶喪失，精神萎縮，信念缺失，當下的我們不能不思考現代科技的負面性，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信念的普遍喪失，可以說是技術機器世界的控訴」。④但在消費主義文化盛行的當下，人們更善於遺忘了，探究其中內在邏輯———消費意識形態是如何…

和諧和不諧之間的同一性，正是席勒賦予“審美狀態”以一種凌駕於康德的共通感（senscommun）所包含的社會中介的承諾之上的政治意蘊，康德指望用共通感將精英的陽春白雪與百姓們的下里巴人統一起來[13]。對席勒而言，美學上的共通感，也就是異議的共通感。它並不會傾向於將差異巨大的階級凝聚在一起。它挑戰了産生這種巨大距離的可感物的分配。爲什麼女神的雕像會同時吸引着我和排斥着我？因爲它展現出某種神聖的特徵，席勒説，這也是人性的圓滿：她並不勞作，她只是展出。她既不屈服，也不抵抗。她不處於命令的關係之中，同樣，她也不處在順從的關係中。…

利普希茨提醒我，政府的政策是從不出面否認任何間諜指控。我告訴他，肯尼迪總統曾為巴洪教授發表過聲明。他們答應把這件事呈報最高當局。我起身告辭時，在整個會見期間幾乎一言不發的斯圖爾特，建議我準備一份備忘錄，勾勒出幾種不同方案，以供政府考慮。



我回到劍橋去草擬備忘錄。現實地說，這份備忘錄將作為我獄中委託人的第一篇申訴書，不是呈遞給蘇聯當局而是寫給美國政府的，而美國政府可能會對此案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幫助我準備申訴書的是尤里維克斯勒，就是那個在莫斯科猶太教堂里碰到的小夥子，他那時正因拒絕應徵服役而面臨被判徒刑的後果。



夏蘭斯基被捕時，尤里已經移民，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

洗腦者卻沒有這份自信，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他教給你的東西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東西，但他其實不那麼自信，所以他需要禁止你接觸與他不同的那些東西。

教育的意義，在於培養獨立判斷力

當然，回顧始知真假只有部分的解釋力。你教孩子吃辣，他也許慢慢就喜歡吃辣了，教一個人喝酒，他慢慢就愛喝酒了。

鋼琴和數學也是一樣，實際上，如果他將來成了數學家，鋼琴家，一定是他後來慢慢愛上這個行當了。這是從正面説，如果從反面想，你教給他什麼他就愛上什麼，正是洗腦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

藝術想像對於公共生活的重要性

喜愛以日常生活用品做為創作媒材的貢札雷–托瑞斯曾經説過：「我喜歡的美學是既滲透着政治性，但卻又能維持不可見的。」由於他不希望自己的政治想法或個人經歷左右觀者閱讀作品，因此特意不將政治的議題直接與作品連結，本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的討論方向，便是跟隨着這樣的方式進行：具有高度政治性，但又回歸藝術形式內容，融合了政治性和精神性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容的意涵。建構在藝術情感基礎上的正義標準，一方面可以帶來道德式的感召，讓我們以更富有同理心的態度去面對那些在經濟、階級或是政治衝突下的弱勢族群；另一方面，這些異於自己生活的體驗，也將提供珍貴的視野，促使我們尋求更易適用或是含括更廣範圍的正義標準，有助於進行公共決策的判斷能力，故而，實為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機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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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語言有意義，不在於這種語言中的各個語詞互相聯系、互相定義，而在於這種語言結晶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矩形的對角線把它切分成爲兩個三角形，這不是任何人發明出來的事情，固然，一種語言可以沒有”矩形”、”對角線”這些語詞，雖然人的確我們的語言是千百萬生靈在千百萬年勞動、尋找棲居地、社會交往、歌舞、感覺、反省間逐漸生長出來的，我們理解這種語言，因爲它包含着我們的理解，它使我們能夠有意義地述説這個世界。你不能獨創窮奇語，是因爲你無法擺脫我們已經具有的世界之理解，你不得不把新奇的感受和邏輯嫁接在已經成形的理解上，你無法退回草履蟲般的白板狀態獨自從你自己的心靈經驗來重新建構概念系統。退一步講，你從你獨有的感覺/經驗確定了一種語言中各概念的應用範圍，確定了語法，等等，但我們不知道它是不是語言，不知道怎樣判斷在那種語言中怎樣説是對的，怎樣説是錯的，怎樣算説了話，怎樣算沉默，那種“語言”和我們的語言完全隔絶。你自己也同樣不知道，因爲那種“語言”里沒有語言、對錯、沉默以及其他一切概念〔269節〕。…

07

我們也應該像小漢斯那樣，將我們自己的文學搞大，搞成史詩，搞成神話。

如今的青少年，也就是你們，也都有小漢斯的能力：萌、宅、基，如在當代藝術家的村上隆的動物作品中所表現的那樣 。

青少年的慾望是：絶不讓任何插足到他與慾望之間，父母也不行。

這是萌、宅、基本身帶有的力量。

萌、宅、基是青少年抗拒那個俄狄普斯三角的基本姿態。是你們搞自己的文學的起點。…

有關哈耶克的上述思想，我們可在此稍作展開。羅伯特·內夫（Robert Nef）在《哈耶克對“社會正義”的批判——二十個命題》一文中總結道，“語言不是一種發明，而是進化的産物。對哈耶克來説，語言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儘的知識和經驗寶庫，説話者可以從中汲取許多東西，即使他不知道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他總是指出通過自發使用的語言交換意思，和通過市場自發交換商品與服務之間存在一種親緣關係。”[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