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哈耶克的上述思想，我們可在此稍作展開。羅伯特·內夫（Robert Nef）在《哈耶克對“社會正義”的批判——二十個命題》一文中總結道，“語言不是一種發明，而是進化的産物。對哈耶克來説，語言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儘的知識和經驗寶庫，説話者可以從中汲取許多東西，即使他不知道這個過程發生了什麼。他總是指出通過自發使用的語言交換意思，和通過市場自發交換商品與服務之間存在一種親緣關係。”[5]

羅伯特·內夫的上述總結，表明在哈耶克那里：1．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語言，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聰明人的“發明”創造，而是在某一歷史、傳統中持續演化的結果；2．語言承載着歷史的經驗、知識和智慧，我們在學習和使用語言的同時，也在向歷史或傳統學習；3．用語言交換思想，與通過市場用金錢交換商品或服務，這兩種人類活動具有一種結構上的相似性。

我們可以將哈耶克的上述思想，與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做一簡單比較。在前期維特根斯坦那里，他認爲人爲地發明一種理想語言是必要的，而有能力從事這一工作的，肯定是某個或某幾個聰明的邏輯學家。將這一強調理性建構的思想模式運用於經濟領域，即上世紀廣泛流行於世界的計劃經濟制度——但在哈耶克看來，計劃經濟因缺乏足夠的信息，從而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後期維特根斯坦認識到，語言的形而上學用法，是導致種種哲學問題的根源，因此他倡導我們應該回到語言的日常使用，回到粗燥的地面上來。後期維特根斯坦的這樣一種強調經驗、語言之慣常用法的思路，可以説與哈耶克的思想有相通之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推論，後期維特根斯坦在經濟領域，是支持市場經濟的。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先後指出，語言與金錢既非自然，亦非人工制品，而是在人類的歷史、經驗活動中持續演進的産物。認清了這一點，我們即可反過來説，自然與人工的形而上學區分，雖在某些時候不乏效力，但在考察語言、金錢的時候，則是一個過於粗陋的概念框架，無法對二者的存在做出恰當的本體論定位。

二、 意義與使用

語言的意義是什麼？需要由一種理論來回答嗎？針對前一問題，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理解“語言”這一概念。在前期維特根斯坦那里，語言即命題的集合。由此，追問語言的意義問題，需回答命題的意義從何而來。總體説來，前期維特根斯坦不認爲語言的意義來自其內部的循環“定義”，也就是説，他不認可所謂的“融貫論”。語言的意義，在於其關乎世界。

前期維特根斯坦通過對語言的邏輯分析，指明語言是由命題構成的，而命題則是基本命題的真值函項。基本命題是名稱在一定結構中的組合。基本命題是獨立存在的，對其所做的分析只能到名稱這一層次，也就是説，我們對名稱無法再做進一步的分析。前期維特根斯坦認爲，名稱的意義在於其指稱的對象，由此，基本命題即是對事態的表述，命題即是對事實的表述。語言表述世界，世界是事實的集合②。

在以上的分析中，名稱指稱對象，是連接起語言與世界的一個關鍵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爲，前期維特根斯坦持有指稱論的觀點，並試圖用這一理論來回答語言的意義問題。在《邏輯哲學論》所設定的語言框架中，這一回答是有效的。

但是，正如中後期維特根斯坦自己所認識到的那樣，前期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設定是過分理想化的，因此是不真實的。有學者指出，“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所説的語言的結構和世界的結構的一致關係，不是指日常語言的結構與世界的結構的關係，而是指他們所建立的人工語言的結構與世界的結構的關係。”[6]由此，前期維特根斯坦對語言與世界結構的分析，對於真實的、日常的語言而言並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