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把中國風景與西方風景進行對比的同時，多少印證了西方現代性在郁達夫留學和寫作時代的強勢影響。而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說，風景問題還涉及了人們如何觀照自然、山水甚至人造景觀的問題，以及這些所觀照的風景如何反作用於人類自身的情感、審美、心靈甚至主體結構，最終則涉及人類如何認知和感受自己的生活世界問題。

因此，當深入追究風景背後的意識和主體層面，郁達夫的創作便呈現出一種矛盾的風景觀。在郁達夫筆下既有自己曾經近觀的身臨其境的風景，也有只是明信片上看過的擬像的風景。郁達夫風景意識的復雜性甚至悖論性也正體現在這里。

註釋：

1…

或許當年遠涉重洋的“海歸們”都有類似的習慣，郁達夫的《屐痕處處》  中《出昱嶺關記》一篇寫一行人到了安徽績溪歙縣：

第一個到眼來的盆樣的村子，就是三陽坑。四面都是一層一層的山， 中間是一條東流的水。人家三五百，集處在溪的旁邊，山的腰際，與前面的彎曲的公路上下。溪上遠處山間的白墻數點，和在山坡食草的羊群，又將這一幅中國的古畫添上了些洋氣，語堂說：“瑞士的山村，簡直和這里一樣， 不過人家稍為整齊一點，山上的雜草樹木要多一點而已。”

 …

從上述“點名簿”中可以知道，釣臺在中國山水中最能體現人文化特征，也正因  如此，《富春江遊覽誌》花了兩章的篇幅重點推出嚴老先生：“七里瀧嚴先生釣臺名聞天下，本書特詳述之，沿江古跡名勝皆由釣臺順流下數。”正如黃裳在給郁達夫的《懺余集》寫的書評中所做的精彩總結：“嚴子陵的釣臺確是一個好題目，歷代文人（特別是清人）的集子里，總免不了有一篇‘過釣臺’之類的詩， 其實早在明代中葉就有人編過一本《釣臺集》了。說到釣臺，好玩的故事真的足足有一籮筐，什麽‘客星犯帝座’；‘買菜求益’；‘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謝臯羽祭文天祥的遺址西臺；以及嚴子陵當日在山頂臺上垂釣，要準備多長的釣絲⋯⋯真是目不暇接。在有的作者看來，真是眼花繚亂，來不及抄撮，背上了這一捆重載，結果弄得自己也爬走不動。弄不好還會弄出一些小小蹉跌，摔個鼻青臉腫，惹人笑樂。”  …

正因為司各特對蘇格蘭風景的集中描寫，使司各特成為蘇格蘭民族風景的重要發現者，甚至成為蘇格蘭民族性的塑造者。有研究者分析過司各特創作中的蘇格蘭風景描寫，試圖從中辨認和分析風景如何體現出蘇格蘭的民族性，以及司各特如何把浪漫主義的自然之熱愛轉譯成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表達。按以賽 伯林的表述，蘇格蘭人是“根據風景來理解他們自己並獲得他們作為蘇格蘭人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司各特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景神話，給蘇格蘭人提供了“一種深厚的情感和文化連接”  。蘇格蘭高地也成為今天英倫三島上最有代表性的風光，而在司各特之前，那里以荒涼崎嶇貧瘠悲慘著稱，英格蘭人也總是把蘇格蘭的荒原景色同犯罪聯系起來，對蘇格蘭高地充滿偏見和恐懼，連當時英格蘭最有名的文人塞繆爾   約翰遜博士旅行到蘇格蘭高地時，也會拉下馬車的窗簾，“因為那里的山景使他感到不安” ，這與後來人們趨之若鶩地到蘇格蘭高地旅遊，恰成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