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這就是情動理論的「未完成性」「對當下」的承諾，它根深蒂固有條不紊(或近似有條不紊)的行事方式：

努力找到對綻放空間的描繪(或闖入)可以一蹴而就而不是循序漸進地實現什麼的幸運時刻。假如可以那樣就好了。情動的承諾有：行動力的增加(情動力的擴張：去情動和被情動的能力)、開始「變得有能力」［8］51、身體與世界親和性的共鳴，以及對更多生命或生命本身的敞開。［9］或者以上都不會實現。正如勞倫·勃蘭特在本卷收錄的論文中所說，也存在著拖延和逐漸鈍化的下滑運動，即便是幸運時刻也「可能適得其反……情動氛圍的轉變不等於改變世界」(斜體為引言作者加)。…

（1）這種中立性和前面提到的兩個論述相聯系———一是情動理論關注運動本身，而不只是位移，並且把位置看作運動偶然的產物;二是情動理論不急於下判斷和揭露意識形態，而是更耐心和專注於描述與計量，關注連續量變的過程。———譯注

一方面，情動理論在這里是一種「微光盤點」，如塞吉維克和弗蘭克就通過援引湯姆金斯強調文化理論進行范式轉型的可能性，不再局限於是/否，開/關的解釋和批判模式，而轉向捕捉更多樣現象及其強度的計量和描述模式。在說明幾種基本情緒時，「神經元放電」雖是情緒的開端和計量的開始，是一種開/關模式，但根據放電程度和變化方式卻發展出幾種在性質上相互區別的基本情緒。對「羞恥」情緒的考察不再局限於文化批判，而是轉向其生成和建構的積極作用及其過程。(見EveKosofsky Sedgwick，Adam FRank，〞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Reading Silvan…

作為可共享的(擬態)、作為粘附、作為集體、作為偶然性、作為臨界點或匯合點、作為潛能的內在性(未來性)、作為開放、作為包圍著陳詞濫調和傳統領域的動蕩不協調性，以及作為收納傾向的聚集地。以上的每個形態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把情動的「未完成性」說成它的「承諾」———沙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 、本·安德森( Ben AndeRson) ，以及勞倫·勃蘭特(LaRen BeRlant) ( 對勃蘭特來說，應該是「一系列承諾」)最直截了當地說出了這一點，而其他撰稿人只是暗示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在祖爾納茲(ZouRnazi) 的( 作為承諾的)…

第六種路徑出現在各種企圖反轉20世紀下半葉著名的「語言學轉向」的嘗試(通常是和人文相聯系)中———從文化人類學到地理學，到交流與文化研究，到表演藝術實踐，到文學理論———經常觸及那些逐漸被量子理論、神經學以及認知科學影響的作品，尤其是觸及到被不平衡物理學所影響的作品(見前述第二種路徑) ;這種傾向也要求回到和激活語言學轉向之前或同時期的作品及其伴隨的社會建構主義傾向。我們可以舉出以下例子，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的「感覺結構」、弗朗茨·法農( FRantz Fanon) 的「第三人稱意識」、瓦爾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非感官擬態、蘇珊·朗格( Susanne LangeR) 的「開放的環境」，以及約翰·杜威(John Dewey) 的實用主義理論等。這一情動理論轉向有時關注前/超/平行語言「外部」領域如何跟「低等的」或相鄰的感官(比如摸、嘗、聞、韻律和動覺，或在另類/終極意義上自主的神經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