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史在空間上的這種靈活性也同樣適用於時間。雖然當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後, 但也有很多史家會思考古代、中古時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讓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主義進程。如何才能讓全球思想史研究遠離現代化的陷阱? 答案就是要把思想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敘事之間剝離開來。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在《我們想讓思想史怎樣變成全球的? 》一文中, 建議把“全球”看作一種“長距離聯系”[6](P284), 他提醒我們注意古代帝國在思想觀念的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可以遙想一下，羅馬帝國時代拉丁語文學，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傳播;…

《獨立宣言》從一個單獨的事件發展到成為一種通行全球的文體, 反映出一種國際規範的建立, 即通過發佈《獨立宣言》來建立國家主權。當下人們常常談論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相對削弱, 亦或二者之間的矛盾性, 但並非在所有歷史時期都是如此。



從《獨立宣言》的全球化過程, 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兩者之間的交互推動性。一方面, 《獨立宣言》顯然推動了國家主權的最終確立; 而另一方面, 在民族國家建立之後, 才可能進行“國際交往”, 由此，帝國解體→民族國家建立→國際社會形成, 這樣的邏輯順理成章。





更為關鍵的是, 一種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普遍性、一種通行國際的現代傳統，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現代和全球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 也不是天然存在的, 而是一步一步建構起來的, 這便是阿米蒂奇的宏大敘事。

從思想史的角度上看, 阿米蒂奇充分發揚了思想史研究“外在”思路的優勢, 他繼承了昆廷·斯金納…

除了進行主觀的普遍性建構, 我們實際上更容易觀察到，生活中和歷史上無處不在的、客觀存在的普遍性, 這提示我們更多地關注和討論思想史的全球化進程。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 意味著一種規範性的現代生活，被帶到更加廣泛的空間範疇當中去。



因此, 思想的全球化多多少少意味著，思想觀念的傳播與價值規範的共享, 這就必然帶來普遍性的擴大化。盡管不同的思想史家，對“全球轉向”的期待不盡相同, 但現有的很多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確著眼於此, 試圖從思想史角度回答全球化的問題。





今日所見之世界(全球)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演變而來的? 從觀念史的後視視角看, 這些普遍規範都是經由人們的想像建構出來的, 所以應該有一個建構的過程, 而這一建構的過程正是全球思想史家關注的重點。



阿米蒂奇就是這類史家的代表之一, 他對《獨立宣言》的研究，實際上描繪出一個全球的民族國家化進程。從帝國解體到民族國家的建立, 是現代早期世界歷史上的重要議題,…

這種對文化“他者”主體性的忽視, 也延續到之後的歷史書寫當中。班克斯1778年起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直至去世。他在任內通過建立起一個由旅行家、行政人員和農業學家組成的全球通信網絡, 塑造出大英帝國的植物學知識體系, 同時也指導了歐洲殖民地的農業發展。



但令史密斯不滿的一點是, 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對班克斯“科學帝國”的研究，都建立在“文人圈”的解釋模式上, 即將其看作歐洲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之間，進行跨國交流的產物。這在史密斯看來, 其結論帶有一種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無文字社會里的那些知識貢獻者的價值 [6](P91)。





土著向導從來只被當做歐洲人在進行知識采集過程中的線索提供者, 大部分時候他們連名字都不會被提及。史密斯力圖恢復這些文化媒介，在歐洲人的知識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