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奧利維爾·蒙然的擔憂，就我而言，面對外國人和超然存在（它們是我們數字時代社會心理和政治架構的兩大支柱），我一直在質詢人文主義的失敗。外國人常常被民族主義者恐懼，無論是出於實際的恐懼，還是因為他們往往被當作國家內部失敗的替罪羊。此外，在新興的互聯網公共領域中，國家級技術精英們很難有效地滿足公民網絡用戶對理想和信仰的需求，因為這些需求很難被准確地翻譯和傳達。然而，這兩種人類需求仍然普遍存在。

民族國家仍然是被「不存在的國家」吞噬的新人類的最佳容器嗎？我的答案是「是的」。民族國家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抗抑郁劑，只要它能與整體、區域和文化群體（例如歐洲）建立聯系。然而，這種聯系的代價是什麼？…

身為一名精神分析師，我就像小說中角色西爾維婭·勒克萊爾克（Sylvia Leclercq）一樣，既不能把德蘭放在沙發上進行「心理」解讀，也不能采取那些自我虛構小說家的姿態，把他們的幻想當作傳記來呈現。這既不是聖人的傳記（那有多矯揉造作啊！），也不能通過某種模型的格子來「理解」她的散文。我想，身為一名身處第三個千禧年的女性，我要與我們時代的文化一道，一邊閱讀德蘭的著作，一邊與德蘭編織一場對話。這是一場無盡的對話，我與這位加爾默羅會（Carmelite）修女「同居」了十年——這是一場難以結束的寫作歷程。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譯注】參閱克里斯蒂娃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第51次大會上做的講座《女性特質倫理學的序曲》（Prelude to an Ethics of the Feminine），倫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2019年7月24日。下月推送這篇文章的譯文。

在我與凱瑟琳·克萊門特的對話中，我們深度探討了「享樂」這一主題，它引導我們走向宗教和神聖的領域。「享樂」超越了快樂，改變了性存有（sexuality），但並不「去性化」（desexualize），因為「享樂」將我們與內心自我和他者的對話聯系起來，並以此方式超越了個體與他者和「俗世肉身」（the flesh of the world）的連接和交流，這一點在科萊特…

問題是，如何在不借助信仰的情況下應對身處危險之中的人類——就像2004年本篤十六世（Ratzinger）、波肯費爾德（Böckenförde）和哈貝馬斯（Habermas）會面時主張的那樣？面對受景觀和金融影響、被權力欲望驅使的數十億個自我，面對這些，我們可以尋找到什麼樣的「信仰」，「團結的紐帶」或者「規范意識」呢？我試圖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回歸人類關係的基礎要素，其中包括欲望及其可能帶來的災難、空虛的痛苦、對信仰的需求和對理想的投入。

聖保羅在《聖經·詩篇》中說道：「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第116章）當精神分析師面對「我信」和「我說話」時，會遭遇兩種體驗。弗洛伊德在母子共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