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正義：第12屆伊斯坦堡雙年展（中）

藝術想像對於公共生活的重要性

喜愛以日常生活用品做為創作媒材的貢札雷–托瑞斯曾經説過：「我喜歡的美學是既滲透着政治性，但卻又能維持不可見的。」由於他不希望自己的政治想法或個人經歷左右觀者閱讀作品，因此特意不將政治的議題直接與作品連結，本屆伊斯坦堡雙年展的討論方向，便是跟隨着這樣的方式進行：具有高度政治性，但又回歸藝術形式內容，融合了政治性和精神性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容的意涵。建構在藝術情感基礎上的正義標準，一方面可以帶來道德式的感召，讓我們以更富有同理心的態度去面對那些在經濟、階級或是政治衝突下的弱勢族群；另一方面，這些異於自己生活的體驗，也將提供珍貴的視野，促使我們尋求更易適用或是含括更廣範圍的正義標準，有助於進行公共決策的判斷能力，故而，實為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機成分。

哈托姆Mona Hatoum│阿富汗Afghan (black and red)　2009　攝影／高子衿

「無題（抽像概念）」類別的作品，便是在這樣概念下最為明顯的例子。貢札雷–托瑞斯的同名作品，看似具有圖示性的幾何抽像繪畫，但在以方格作為座標系統的畫面中，一道從左上角至右下角所畫出的一條直線，其實再現了愛滋病患者免疫系統中逐漸減少的白血球身體狀況，也因為藝術家與他的伴侶皆死於愛滋病，故而也使得這個客觀美學形式具有相當的私人情感。

席拉Gabriel Sierra│無題Untitled　2007　攝影／董福祺

來自哥倫比亞的席拉（Gabriel Sierra），擁有工業設計的訓練背景，故而作品特別專注在功能性和空間構成，《無題》（Untitled）一作，在堆疊的日常水果中，以連結的尺建築成一個立體架構，在空間中再搭築出另一個延續的結構，進而並置藝術中經典的靜物畫類別，與幾何學維度觀念。

伊斯坦堡當地藝術家艾瑞克（Cevdet Erek）此次呈現的新作─「尺」（Ruler）系列，利用度量單位的表示，穿插記錄下土耳其歷史的變遷，例如當中一件以西元年份為計數單元的作品，左方為阿拉伯文，自1929之後的右半部，則是國際通用的阿拉伯數字（我們把計算數位1、2、3稱為阿拉伯數字，實際上源自於印度，優點遠超過其他計數法，後來由阿拉伯人傳播到歐洲，並再進行改良，才成為我們現在使用的阿拉伯數字，但與阿拉伯語文中的數字還是略有不同）。

為了迫切的想要趕上西方的進步程度，土耳其有識之士認為使用傳統阿拉伯字母進行拼冩的土耳其語，不但普及艱難，造成大量文盲，也阻礙了土耳其人向歐洲學習的可能，於是在1928年，土耳其共和國將文字全面進行拉丁化，成為現代土耳其語發展的新起點，儘管土耳其語並不屬於印歐語系。艾瑞克簡單的使用了不同語言所表現的數字，便道出了在那樣一個對於現代化充滿激情的年代，土耳其共和國迫切追求西方化的一頁歷史，也提供觀者思考，今日土耳其身為中東地區最為現代化的國家，「字母革命」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但另一方面，卻也使得後代實際上無法閱讀傳統的經典文獻，面臨幾近從文化上徹底斷根的境況。

Cevdet Erek的「尺」（Ruler）系列局部。（攝影／董福祺）

關於人性的探討

在「無題（Ross）」和「無題（槍下的死亡）」兩大類別中，充滿較多在許多地區仍無法公開談論的議題，作品也較為令人震撼或是怵目驚心。而貢札雷–托瑞斯的《無題（Ross）》，為其着名的「糖果」系列，主要在展場放置許多不同顏色包裝紙的糖果，重達80公斤，此一作品是為了紀念早他五年因愛滋病而過世的伴侶Ross，可被視為Ross的肖像，也是他實際的體重，當參觀者拿起一顆糖果吃下時，也像徵的吃下Ross的一部分，有如基督教中的聖餐意涵：當人們吃下像徵耶穌身體的餅乾時，除了表明主的死，也為了紀念祂。

而貢札雷–托瑞斯會在展出期間無止儘的供應糖果，讓其維持在相同的重量，此一行為也具有再生的像徵和自我精神療慰。在雙年展的「無題（Ross）」類別中，並不僅僅關注於Ross個人的生平細節，而是更大範圍的將內容引申至同志之愛、人際關係、家庭、自我認同、慾望和失去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