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普希茨提醒我，政府的政策是從不出面否認任何間諜指控。我告訴他，肯尼迪總統曾為巴洪教授發表過聲明。他們答應把這件事呈報最高當局。我起身告辭時，在整個會見期間幾乎一言不發的斯圖爾特，建議我準備一份備忘錄，勾勒出幾種不同方案，以供政府考慮。

我回到劍橋去草擬備忘錄。現實地說，這份備忘錄將作為我獄中委託人的第一篇申訴書，不是呈遞給蘇聯當局而是寫給美國政府的，而美國政府可能會對此案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幫助我準備申訴書的是尤里維克斯勒，就是那個在莫斯科猶太教堂里碰到的小夥子，他那時正因拒絕應徵服役而面臨被判徒刑的後果。

夏蘭斯基被捕時，尤里已經移民，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

蘇聯政府官員想徵召我入伍，可我拒絕當兵。一般情況下，對這種行為要判3年勞改。正當我等著被起訴時，我遇到了哈佛大學法學院艾倫德肖維茨教授，向他陳述了我的案情，他後來把這件事轉呈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

參議員在他第一次訪問莫斯科期間提到這件事。由於他的過問，我現在正完成我在布蘭戴斯大學的課程，而不是在監獄里服刑這是多麼幸運的交換啊！

維克斯勒從蘇聯出來以後，住在我在劍橋的家中，在那裡待了將近二年，幫助我幹點兒家務，換取免費住房和吃飯。他還做翻譯工作，幫助我在夏蘭斯基申訴中收集資料文件。

我們在給白宮的備忘錄中建議國務院與蘇聯政府交涉，表示能夠為夏蘭斯基活動作證的美國外交官願意出庭作證，一些著名的美國人也表示願意去旁聽對他的審判。

我們希望這些要求能夠促使蘇聯當局放棄，夏蘭斯基是美國的間諜的指控，以避免直接與美國國務院發生衝突。

我沒有從白宮得到直接答覆。可是在1977年6月13日，卡特總統發表了如下聲明：

我向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徹底查問了夏蘭斯基先生，是否曾與中央情報局發生過任何已知從事顛覆活動的關係，或其他任何關係。回答是：沒有。

我們已反復調查了解此事，我本人也曾對公開聲明此事表示猶豫。可我現在已完全肯定，事實與新聞界報道的指控截然相反，據我所知，夏蘭斯基先生與中央情報局從未發生過任何關係。

這真叫我驚喜異常。後來我聽說，總統本人親自決定發表聲明否認此事，儘管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的人都反對這麼做。現在，蘇聯人要是再指控夏蘭斯基為美國刺探情報的話，實際上等於說卡特總統是個騙子。

我們並沒有指望卡特的聲明能使夏蘭斯基立即獲釋。可我們確實指望克里姆林宮在用最嚴重的罪名，即那些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對他起訴時會三思而後行。

接下來一個月里不斷有謠言說，可能會在一次交換雙方關押犯人時釋放夏蘭斯基。他們正等待合適時機，不時有消息靈通人士這麼對我說，可是什麼事情也沒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