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註釋：俱胝，梵語koti，巴利語同。又作拘胝、俱緻、拘梨。意譯為億，古印度最大的數字））



在一些日本的禪院中，有一個舊的傳統：那就是一個流浪的和尚與一個當地的和尚要辯論有關佛教的問題，如果他贏了，那麼他就能住下過夜，如果輸了，他就不得不繼續流浪。

在日本的北方，有兄弟倆掌管著這樣的一座寺院。哥哥非常有學問，而弟弟比較笨，並且只有一隻眼睛。

一天晚上，一個流浪的和尚來請求住宿，哥哥學習了很久，感到非常累，所以他吩咐他的弟弟去辯論，哥哥說："要在沈默中進行對話。"…

明成祖永樂年間，政治清明，經濟發展迅速，疆土遼闊，天下大治。

所謂鎮山，指的是一個地區的主山。《尚書‧舜典》上有註解說：「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而說到鎮山的意義，東漢學者鄭玄解釋為：「鎮，名山安地德也」，也就是鎮守一方土地的名山。

隋唐時期朝廷分封了五大鎮山，分別為東鎮沂山（山東）、西鎮吳山（陜西）、中鎮天柱山（安徽）、南鎮會稽山（浙江）、北鎮醫巫閭山（遼寧）。《周禮》中有祭祀鎮山之製，因此歷代守禮的帝王都會依時親自或遣使前往各山加封祭祀。…

過去給人更多的是痛苦，當下更多的是迷茫，而對於未來更多的是充滿著敬畏與恐懼。

所以無數的仁人志士與卓越非凡之人都在研究著未來的趨勢與走向到底是什麽，天下大勢到底如何？我們先舉個例子看古人是怎麽分析時勢的。

比如說當年劉備初識關張二人做的時勢分析便是：黃巾平定之日，便是群雄崛起之時。這也就是為什麽一個擺地攤的窮屌絲能叫曹操煮酒論英雄，能叫臥龍斷定三分天下必取其一的第一因素所在。這是劉備對未來高瞻遠矚的清晰定位與預測。

這裏背後的核心邏輯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點漸弱消除之時，會造就一個新格局新篇章的開始。…

在這個炎熱的午後，我在

奉節的一個僻靜賓館

用礦泉水煮詩

礦泉水是淡的雅的

詩歌卻是鹹的野的

我從傾斜的樓房望出去

發現一組傾斜的對比

在時光的背陰處，你想像…

社會生活既充滿矛盾又相互聯系，世間的一切都與個體或群體對意義、快感、身份認同等基本價值的體驗有關。任何學科不但只能掌握某一局部或某一環節，而且在學科建立的過程要有意識地忽略、排斥、壓制與其對象、範圍相關相聯的種種現象和過程，以求學科的明晰性。



隨著學科體制的建立，人類實踐與社會生活實際上被高度抽象和嚴格剪裁而被清洗、置換得面目全非，許多重要的問題喪失在僵化的學科分界線的縫隙里。對於文化研究來說，學科制度正是權力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社會權力生產與再生產的一種機制。“後學科”就是反學科，就是反權力，它所提出的是不是知識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它通過向現行學科的挑戰，實際上在向現行的政治秩序提出質疑。…

「聲音圖畫」在今天似乎還未成廣陵絕響。作為一種表音文字，英語中的象聲詞非常豐富，其中，許多兼具動詞性質，常見的如「murmur」(咕噥)、「whisper」(耳語)與「giggle」(咯咯笑)等，仍然保留著以聲音指代動作的特征。漢語屬於表意文字，「擬聲」並不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但這並不意味著象聲詞在漢語中的地位不夠重要。恰恰相反，不管受教育程度如何，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會無師自通地使用象聲詞，口語中「擬聲」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修辭手段。不僅如此，漢語中有些表述也帶有「聲音圖畫」的色彩——在敘述某些根本不發聲的事件時，人們居然會用象聲詞來形容，如「臉刷的一下白了」和「眼淚嘩的一聲流了下來」等，這類表述的形成機製值得深入探究。

(三)從「聽聲類聲」到「聽聲類形」…

（4）對某一限定産品的設計敘事

産品是整個敘事設計的主體

分爲兩種：

A 産品→主題：

主題爲限定的産品服務，根據産品各種屬性選擇主題，敘事主題選擇必須與産品使用情節與心理感知有邏輯關繫；這類敘事大多出現在設計項目中，多以語義的修辭參與敘事。此時的設計敘事，更多爲功能服務，功能情感化的輸出。

B 産品→事件：…

最後的結果要一起來檢驗，盡管兩方面對各自的解釋都保留他們的權力，研究者必須謹慎地使用他的權力，不能忘記他們的興趣不在於自己代表的研究傳統，而在於信息提供者通過傳統系統的現實描述。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核心的信息提供者可能被一個「合作研究者」所代替，成果出版可能由研究者和核心信息提供者的名字共同承擔。

但是在達到這個階段之前，有必要去分析一下搜集者和研究者的角色。這樣做的一種方法是從三個層面上檢測研究者的角色：首先，個人層面上，研究者尋找與他所研究文化的成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之後，他可能從心理上(在一些文化中是正常的)被接受，這似乎就是他要求的一種文化內的狀態或者至少存在的權力。…

清人黃恩彤《三國書法》曾探論《三國誌》或書或不書、削略弗書等議題，頗具代表性，其言曰：「(裴松之)不知壽書之略，略所當略也。所引書，壽非不知之，特削而弗書耳，非脫漏也。史家之例，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義，非惟不知壽，亦不知史也。」(58)黃恩彤批評裴松之「繁征博引，而寡所取義」，則就史家對文獻之筆削去取而言之。說《三國誌》有簡略處、有刪削處，實即史家「或書」「或不書」之史例，亦即《春秋》或筆或削、或詳或略之書法表現。《三國誌》有據事直書者，有曲筆諱書者，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或筆或削之際，藉此可見陳壽褒貶勸懲之史義。…

徐燦有著較強的家國意識，對於丈夫陳之遴的降清，心中不以為然，但作為女子，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也無法選擇，於是，心中有很多苦悶。這些苦悶，連同山河破碎的悲憤，都在其行旅詩中有所體現。如《舟行有感三首》：

幾曲芙蓉浦，淩風恐易過。

流連情不淺，指顧恨偏多。

雁外孤檣落，霞邊眾岫羅。

不須歌玉樹，秋袂久滂沱。

西楚牙旗盛，南徐戰艦連。…

在「情」「偽」的對照下，「情」由於其真實性而被賦予獨特的美學價值。這種真實性無關個人修養，是由人類生理機制決定的。除上舉《性自命出》《詩大序》外，類似論述又見於《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48)內在情緒的激發必然帶來表情、聲音或肢體動作的變化，無法隱藏，故《孔子詩論》認為「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呂氏春秋·音初》認為「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禮記·樂記》則言「樂不可以為偽」。(49)由此看來，詩樂的生成過程正是人性內在「忠信」之道的反映，故《性自命出》又言：「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50)哪怕這種情志不符合儒家樂天知命的精神追求，只要發自肺腑，便無所愧怍，(51)故孔子稱《詩》「可以怨」，孟子則稱「《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52)

 …

「天籟說」回避了修辭技巧、知識積累、社會身份等一切與個人有關的因素，關注文本與世界、文本與普遍人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是人類意識世界中主體性的邊界所在，由此賦予文本三方面的特點與價值，以下略做討論。…

這種在時間維度上將歷史簡化成線性「情節」的做法，當然是方便之舉，但也是無奈之舉。一條時間線索上的某個事件不僅在來源上可能由無數個「過去」的事件所導致，而且在走向上也可能導致無數個「未來」的事件。但事實上，沒有人能夠記憶、更沒有人能夠敘述出所有的事件，所以便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時間律和因果律將事件串成一根線性的「鏈條」。這種處理方式無疑加強了事件間的連續性、完整性和邏輯性，但它好則好矣，卻是對事件存在狀態的簡化和遮蔽。按照這種敘事邏輯發展下去，以求真為宗旨的歷史最終便只能成為海登·懷特所說的那種被情節化了的「故事」，於是，歷史和文學也就沒有了任何差別。這種結果當然不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所願意看到的。那麽，有沒有可能賦予歷史另外一種結構———一種更貼近歷史事件原始存在狀態的結構呢？在筆者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就是：在空間維度上進行編排和創造，賦予歷史事件一種空間性的結構。…

其次，維柯警告我們不要依賴「民族的自負」，就像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所觀察的那樣，希臘人或野蠻人、迦勒底人、西徐亞人、埃及人，還有中國人都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人性，發現了生活中令人愉快的事物，並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他們從世界開端至今的記憶。他們中的每一個已有幾千年沒有相互來往了，交流本來可以使他們共享各自的觀念。



一個睡在小屋中的人與躺在晦暗的年表中的人一樣，黑暗使他誤入歧途，他甚至認為這間小屋大得出奇以至於無法親手觸到它。維柯接受了這些夢幻者對某些知識的吹噓，他發現自己已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在各個民族的各種記憶中作出選擇，因為所有的民族又都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聲稱自己是最初的民族。 …

Primeval forests with endangered orangutans in a land off the tourist map

Listed at 28 of 52 is the Sepilok Orang Utan Rehabilitation Centre. The centre has been rehabilitating Orang Utan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

我用頭顱行走，而你以根鬚

我用灼熱嬉逐，而你以夢寐

在戚戚然一片未被舒開的

貝葉之上

你我分佔了地球的兩個方位

寂靜迤邐向東

那裡是天涯

憂愁款步而西

何處是日落…

陽光太強了即使站在樹下

也能看見她的耳朵和半邊臉乾凈而透明

她有七八個姐妹 嘰嘰喳喳地議論著什麽

除了說笑動作多於表情

這些女孩子如果不是來自學校

就是來自於天堂上帝給予她們的快樂

被青春所吸收然後完全釋放…

五、文學闡釋的重要性

張江教授《再論強制闡釋》一文也存在一些可以進一步商榷的問題，比如對造成「強制闡釋」的各種原因，特別是心理原因的探討所占篇幅較大，而相比之下，關於如何克服或避免「強制闡釋」的論證則篇幅較少。此外，他關於文學闡釋的判斷尤其是我不能茍同的。他說：「必須明了的是，文學的闡釋目的是求得共鳴，有共鳴即可，無真假對錯可言，不可證實，亦難證偽，極而言之，也無須證實與證偽，共鳴而已。歷史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卻大為不同。」(11)也就是說，文學闡釋的唯一目的就是尋找「共鳴」，因此評價文學闡釋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就看其是否獲得「共鳴」。…

通觀《三國誌》全書，再翻檢三國傳世文獻，然後知文昭甄皇后之死因，《三國誌》「崇飾虛文」「假為之辭」，如大惡之曲筆諱書者然。何以如此?筆者以為：忌諱敘事之書法，有所謂詭辭謬稱者(51)，筆法近似反常合道，即《公羊傳》所謂「實與而文不與」，或「文與而實不與」(52)。抑揚予奪之史家筆法，詭辭謬稱之忌諱書法，可以引發讀者之疑竇，興起探究真相之興味，此史家之繆巧與詭計。宮闈隱秘，謎團難窺，破解真相，史家出以忌諱敘事，或可作破譯之津梁。

筆削昭義之書法，形之於外，則有或書，或不書；或言，或不言；或稱，或不稱諸名目。筆而書之，則有詳書、重書、大書、特書之倫。從或書、或不書，或筆、或削之互發其蘊，互顯其義，而微辭隱義可知，史觀、史義可考。趙翼《廿二史劄記》論《三國誌》多有「不書」之例，如：…

有時候，所謂奇，也包括僻。王德宜是松江人，嫁給巡撫汪新之子，曾和丈夫一起隨侍公公遠赴貴州，「凡山川所經歷，古跡所憑吊，以及花鳥蟲魚，俱發為有韻之言」[40](P1070)。王德宜在貴州所寫的詩，最著名的是《黔中吟》七律十首，其中寫了自己從江南來到貴州的種種心情，並對當地獨特的風土民情作了細致的描寫。



如「尋螺天漏山堆墨，繞郭嵐迷霧隱花」(第一首)；「苗女掃妝垂辮發，黔山積鐵哆唅砑」(第二首)；「雲根人語畬初斫，銅鼓龍鳴雨又來」(第四首)；「象教苗傳持貝葉，羊皮人只辨鸚車」(第六首)；「僰人資食桄榔面，吏驛風傳芍藥羹」(第七首)；「居民當暑無糸希服，犵狫肩輿盡卉裳」(第八首)。[40](P1089-1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