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既充滿矛盾又相互聯系，世間的一切都與個體或群體對意義、快感、身份認同等基本價值的體驗有關。任何學科不但只能掌握某一局部或某一環節，而且在學科建立的過程要有意識地忽略、排斥、壓制與其對象、範圍相關相聯的種種現象和過程，以求學科的明晰性。

隨著學科體制的建立，人類實踐與社會生活實際上被高度抽象和嚴格剪裁而被清洗、置換得面目全非，許多重要的問題喪失在僵化的學科分界線的縫隙里。對於文化研究來說，學科制度正是權力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社會權力生產與再生產的一種機制。“後學科”就是反學科，就是反權力，它所提出的是不是知識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它通過向現行學科的挑戰，實際上在向現行的政治秩序提出質疑。

因此第二，“後學科”不是“跨學科”。“跨學科”是基於研究對象的複雜性而選擇的一種研究方法，它仍然以承認學科制度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為前提；而“後學科”則以質疑學科制度的合法性為前提。像“美國研究”這樣的跨學科實踐表明，作為挑戰某種特定等級制度的工具，“跨學科”並沒有提供一種異於等級秩序的選擇，因此最終也不免有悖原來的宗旨而為學科體制所招安。

事實上，許多跨學科的努力最後不過是成就了另一種新的學科，而文化研究的初衷卻是“反學科”，學院機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議題，它從一開始就拒絕被學科化或經典化，選擇邊緣性的位置，盡管“邊緣”往往成為進軍中心的另一種捷徑，而事實上1980年代以來，經美國化的文化研究已經逐漸成為人文學科的“顯學”，但是，並不能因為作為“學科”的文化研究的全球化而遮蔽了文化研究與學院生產之間的緊張。文化研究的根本企圖之一，卻是質疑現行的學科分類背後的體制的、社會的、權力的制約，拯救被學科體制有意識地排斥或無意識地遺漏的人類生活。

約翰生在回答“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時挑明了這一點：“對方法或知識的符碼化如在正規大綱上或關於‘方法論’的課程中將其制度化）與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傳統的某些主要特征恰好相反：如文化研究的開放性和理論的多樣性，其反思性的甚至是自我意識的傾向，而尤其重要的是批判的重要性。我所說的是最充分意義上的批判：不是純粹的批評，甚至不是論戰，而是研究其他傳統的方法，借以看出它們可能生產什麼、可能禁止什麼。批判涉及到擷取最有用的因素，拒斥其余的因素。如是觀之，文化研究就是一個過程，是生產有用知識的一種煉金術，若給它編碼，你就可能停止它的反應。”[69] 

第三，“後學科”何以成立？因為學科本身就是不確定的。一些學者認為，學科的獨立賴其有獨特的、不為其他學科分享的研究對象或領域，但是第一，要從對象上，也即自然客體上把握一門學科的對象是困難的，不但一個或一組特定的客體是許多學科的共同課題，而且每個學科的研究對象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第二，學科領域有時並不是自然客體而是學科實踐的產物，它反映了文化的、社會的和體制的需要。學科研究要求追問某些特定的問題，要求對已經構成現行專業點的極少幾個問題進行持續的關注，要求采用某類特定的術語和研究相對狹隘的某一系列事件。

其結果是使知識分子成為“專家”而其他公共領域相脫離，把更多的人排除在外，使之邊緣化。學科的特性就在於它有標準化和等級化、同化與異化的雙重特性，它支持了、強化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有人發現：“除非脫離純粹正式的、統計式的教育的衡量標準，很清楚，現代社會只生產的只是異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專家大軍，他們只在定義明確的狹窄領域里顯得淵博。這種專業的知識分子，與傳統意義上的關心整體問題的思想家不同，他們正在大量出現，以操作日益複雜的官僚的和工業的機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它只適於完成部分任務而不能解決社會組織與政治方向中的根本性問題。”[70]但人類既不是完全被動的客體又不是充分自由的主體，對人類生活的研究，是對於某種特定的社會實踐的研究，這種社會實踐是根據人的需要而調整的。

[69][美]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陳永國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70]引自[美]享利·吉羅等人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識分子和對立的公眾領域》，黃巧樂譯，羅鋼等編選：《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