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之《北京你好》中的張北京貧嘴、逗趣、大方、善良、愛面子、愛吹牛等性格特征代表了部分北京人的形象，同時他又是一個不靠譜的父親和丈夫。圓形化、本土型人物塑型包含著本土視野中的同質性與異質性，也包含著異域視野中的異質性與共通性，成為中國故事本土化與國際化敘事的張力所在。 …

一個月前，蒙特爾商店進貨時，她跟我嚷過要買那條圍巾。對她來說，穿戴最要緊。我甚至還能記得那個星期六下午我們去逛商店時，她打量貂皮圍巾的貪婪目光。無怪乎她今天不願告訴我買了什麽。真可惡！我上前幾步站到她身邊。 

“你這個撒謊的小人！”我眼盯著她，一字一頓狠狠地說，“我知道你買的是什麽。你只想自己的穿戴，根本就不考慮我們的婚姻，竟視我們的共同利益為兒戲！” 

她仍不作聲。“但願那件鬼玩藝悶得你透不過氣來！”我什麽也不在乎地繼續怒吼道，“我原以為你是我理想的妻子，如今才知道你和那些亂花錢的女人並沒有什麽兩樣！”…

朱偉一譯 

我坐在起居室里，伸展了一下書桌下的雙腿，伸手拿起一封信把它拆開。原來是蒙特爾百貨商店寄來的帳單。看見我們欠的175美元的帳，我大吃一驚。 …

如果說，因果關係中止喻示的某種深刻異動，造就了一批現代主義文學寓言，那麽，多重因果關係交疊，帶來的多向解釋與相對主義更為接近後現代的文化觀念。安伯托·艾柯曾經在分析電視節目時指出，相同的故事素材並非必然制作為唯一的“情節”。



事實上，“一個是生活，它是不定型的、開放的、有多種可能，一個是情節，即導演將選擇和隨後播出的事件之間的單義的、單向的聯系組織起來——盡管是即興地組織形成的情節”。



二者關係並非兩個相互鎖扣的齒輪。艾柯的“開放”敘事，倡導解放隱藏於生活內部的多種可能：“這種敘述的本質，它有可能被以多種方式理解，有可能促成多樣的相互補充的解決辦法的本質，正是我們可以定義為敘述作品的‘開放性’的本質：在放棄情節中承認如下事實——世界是由可能性交織構成的，藝術作品必須再現這種情況。”④…

因此，敘事考察的時候，情節可以視為某種話語成規。通常的小說或者劇本寫作必須遵循這個話語成規，無論是一個擅長“講故事”的作家，還是方興未艾的人工智能。人們置身的世界混沌而雜亂，各種類型的話語成規，試圖賦予不同的視野和展開方式。



亞里士多德《詩學》表明，作為一種話語成規，“情節”已經在古希臘時期獲得了嫻熟的運用。解剖古希臘悲劇包含的各種成分時，亞里士多德不僅肯定了“情節”的優先地位，而且表述了這種話語成規的基本程式：

 …

內容提要：“情節”是敘事依循的一種話語成規，一個“好故事”是多數讀者對於敘事作品的期待。盡管亞里士多德《詩學》賦予情節優先地位，但是，文學研究之中的“情節”概念並未升溫。



論文討論了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並且考察了情節研究可能展開的三個維度：



首先，是情節與社會歷史的關係，分析了情節、人物性格以社會歷史的交織形式，並且認為典型人物的意義，必須追溯至社會關係而不是抽象的“共性”；其次，分析了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特征，指出了結構主義敘事學的視野缺失；最後，考察了情節與欲望邏輯的關係，繼而描述了情節內部社會歷史、敘事學與欲望三者的交織及其張力所形成的文化癥候。 …

有些中國學者最好不要出於炫耀自己英文水平或顯示自己的學術地位去亂講英文，這是對同聲傳譯者的不尊重。有個中國學者跟我說，他說英文是為了減輕同傳的負擔。對不起，您錯了。作為經常做同聲傳譯的人我很清楚，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聽清楚，這樣才能保證說清楚。前者比後者更迫切而關鍵。最好的方式是聽母語，說外語。中國學者自以為是地亂講英語，還說不清楚，這對同傳者來說才是頭疼的問題。

我曾在國際會議上遇到過一位研究美國的中國學者，他表現得很低調，與其他如前所述的學者不同，踏踏實實地用中文演講，把溝通任務徹底委托給同傳。到了茶歇時間，我看到他和英國學者私下聊天的場面，大吃一驚，他英文簡直是perfect！絕對是在會場上說英文最好的中國學者。在我看來，那個人才是合格的參會者。…

從相似性到自指性 

視覺範式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還呈現為圖像符號從相似性，到自指性的一個發展演變邏輯。福柯曾論證過三種依次承遞的話語模式，那就是相似性模式、表征模式和自我指涉模式。



在相似性話語中，符號的價值是因其與某物的相似而構成的。它的根據是一種“符合論”的真理觀，一部藝術作品的價值並不在這部作品自身，而在作品與所表現的世界之間的相似關係。所謂表征的話語，就是“古典話語”。其特征顯著地體現在比較變成一個重要範疇。話語的能指/所指/相似三元結構逐漸被能指/所指的二元結構所取代。第三種話語是符號自指性。符號自身的重要意義被凸現出來。“詞所要講述的只是自身，詞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閃爍。”…

二、符號經濟:從廣義符號經濟到精神符號學

經濟學家所謂的符號經濟, 一般是指以符號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在人類歷史上, 迄今為止最為普及的符號體系是貨幣和證券。德魯克把人類的整個經濟活動分為符號經濟 (symbol economy) 與實體經濟 (real economy) 兩大部分。

其中符號經濟是指貨幣和信用, 實體經濟則是指貨物、工作和勞務。[4]符號經濟的最初發展是基地實體經濟, 並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在現代經濟中, 符號經濟產生異化, 逐步偏離實體經濟, 產生了一系列負面作用,…

格林伯格堅信，“每門藝術權限的特有而合適的範圍，這與該藝術所特有的媒介特性相一致” (註：拙譯格枝伯格：《現代主義繪畫》，《世界美術》1992年第3期。)。



“如此一來，每門藝術將變成‘純粹的’，並在這種‘純粹性’中，尋找自身具體標準和獨立性標準的保證。‘純粹性’意味著自身限定，因而在藝術中的自身批判，激烈地演變成為一種自身界定” (註：拙譯格枝伯格：《現代主義繪畫》，《世界美術》1992年第3期。)。



格林伯格強調的是，現代主義藝術對“純粹性”的追求，所謂“純粹性”也就是形式的完善。從20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繪畫，到…

再次，繪畫的觀賞是一種個體性的靜觀，恰如本雅明形象地描述的那樣：在夏日午後，一邊歇息一邊凝視地平線上連綿起伏的山巒，或是近處婆娑的樹影。而觀看電影則是群體的，視覺特質變成了觸覺特質，有一種子彈擊穿觀眾的速度和震驚效果。



復次，繪畫由於其此時此地的獨一無二性，因此具有某種永恒的價值，比如達芬奇或米開朗基羅的畫作，或是吳道子、八大山人的畫作等。但是，電影是一種可修改可復制的藝術，因而消解了傳統藝術品所具有的這種永恒性。





最後，就畫家和電影工作者與其作品的關係而言，本雅明註意到一個深刻的差別，那就是畫家與其對象保持著某種距離，而電影工作者則要深入到特定對象之中去；畫家提供了完整的形象，而電影藝術家則提供分解成諸多部分的形象。



據此，本雅明得出了一個激進的結論：“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性改變了大眾對藝術的關係。最落後的關係，例如對畢加索，激變成了最進步的關係，例如卓別林”…

這個趨向還可以從照相向電影和電腦數字圖像的發展中看出。攝影的出現曾一度使得繪畫面臨著危機，因為寫實主義的繪畫所訓練的寫實功夫，在照相面前被“去魅”了。



照相機可以方便快捷地，真實記錄下畫家經年累月經營的東西。而攝影很難“非人化”，因為它必須面對實在世界的物像和人像。攝影時代的到來，不但改變了只憑人的眼力和技能來記錄客觀物像的歷程，使得圖像生產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大批量的復制成為可能。…

從重內容到重形式 

從相似性到自指性，這個轉變如果我們用一對傳統美學的術語——內容和形式——來描述，則可以看作是從內容主導型向形式主導型的圖像符號的轉變，或者說，是從“看什麽”向“怎麽看”的視覺範式的轉變。 …

新的東西總是以“異端”或“他者”的面目出現，陌生的事物最終被體制化和熟悉化，進而喪失了原有的功能。一言以蔽之：“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無法命名之物的權力，是一種不可小看的權力。”“命名一個事物，也就意味著賦予了這一事物存在的權力。”（布爾迪厄語） 

策略之三是所謂普泛化。無論是排斥還是命名，最終的合法化根據都必須訴諸社會和文化。但我們知道，在存在著明顯社會分層的條件下，文化實際上是有所區別的，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趣味要求著不同的亞文化。…

事實上，在“巴特比或句式”中，【196】美國烏托邦可能是——或可能已經是——偉大的友愛希望的另一種圖景的呈現：與無產階級的世界相對的同志的社會；另一種偉大的希望，雖然同樣遭遇了充公（confisquée）的命運，可能性卻還是這麽豐富。



這一烏托邦與蘇聯的烏托邦截然相反——那一烏托邦在外部被父系的形象吞噬殆盡。美國革命不僅與英國父親決裂，同時還阻止了其權能，實現了一個沒有父子的社會，一個走在同一條路上的兄弟組成的小型國家——沒有開始和終結。



這一革命建立了一個少數派的國家，其小說擁有卡夫卡這一布拉格的德裔猶太人釋放的少數派語言的或語言中的少數派的權能。[25]…

這種情形沒有持續多久。當他唱出「今日」這個詞時，低沉沙啞的嗓子意外地變得渾厚而柔和，其美妙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更加不可思議的變化發生了，他的音色變得圓潤清亮，如同管風琴般音階豐富，一種不同尋常的感覺扼住了我。他施了什麼魔法？他發現了什麼秘密──

這個愁容滿面的流浪者？啊！這世界上再沒有誰能像這樣歌唱了吧？他的歌聲悠揚，漸漸低沉──

房屋、草地，所有眼前可見的東西都在我面前顫抖漂浮。我本能地，畏懼這個人。我幾乎有些恨他了，因為他的歌聲裡似乎有一種能夠控制我的力量。這讓我既憤怒又羞愧，臉都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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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了如火如荼的 “ 革命時代 “ 之後, 學術的獨立性和自足性，一度成為某種理想的學術理念, 成為批判極左理論的有效武器。然而, 當學術漸趨獨立自足, 並在新的學院體制下成為學人的文化資本之後, 知識在相當程度上便開始遠離社會實踐, 轉而成為裝點門面和炫耀才學的擺設, 成為獲得社會資源的象征資本。



今天, 高度體制化的大學教育系統, 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機制, 不可通約的學科體系, 趨向功利的研究取向, 正在使學術趨於經院化和商品化。為學術 (知識) 而學術的取向, 也就從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理念，轉變為帶有消極性的托辭。



那種曾經很是強烈的社會現實關懷，在知識探求中逐漸淡化了, 參與並干預現實的知識功能被淡忘了。當學者滿足於在書齋里和課堂上的玄學分析時, 一種曾經很重要的學人之社會角色也隨之消失了。於是, 尋找一種能夠直接參與並干預現實的知識路徑便成為當下中國人文學者的急迫要求。…

　　人，更應成為文化美學關注的中心。人是萬物的尺度，萬事萬物之所以有美醜，乃是因為它們對人來說具有肯定還是否定的客觀價值。人類之所以要創造文化，乃是因為自然不能完全滿足人。人生活在這世界上，不僅只是為了生存，還要求發展，更要完善。所以，人要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文化，不斷在創造中自我完善，成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完整的人，和周圍環境（既有自然環境，又有人文環境）達到動態平衡。當然，人的自由本性的發展，人的理想人格的建立，人和環境的動態平衡，是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在1857—1858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曾這樣論述人如何從現有環境中獲得自由的歷史過程：先是“人的依賴關系”的時代，個體不能獨立，只能依賴於人才能生存。二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的時代，個體從人的依賴關系獨立出來，卻又墮入依賴於物的關系之中。三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頁）…

內容提要：本文著重討論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問題。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崛起反映了 “ 後革命時代 ” 知識政治的某種內在要求, 關於它的論爭體現出人文學術知識內部，以及學者共同體內的某種張力。



文化研究的沛興導致了學術場域里象征資本的重新分配。作為西學東漸的一種範式, 文化研究不斷地提出本土化的要求, 本土化的關鍵，在於如何提出本土性的中國問題, 以及在運用西方理論解釋這些問題時產生的差異感, 進而促成知識範式的本土轉換與創新。



在當代中國, 文化研究面臨著知識的學院體制化和商品化雙重壓力, 恪守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現實關懷是保持其鮮明傾向性的關鍵所在。

劉康教授的文章《從區域研究到文化研究: 人文社科學術範式轉換》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概括起來, 有如下兩個方面:…

更進一步，由於視覺文化研究超越了具體的學科和大學體制的限制，進入日常生活的層面，成為一種“後學科的努力”；作為一種策略，它更關注靈活的解釋結構，關注個體和群體對視覺事件的反應和理解（註：Shohat, E. & R .Stam," Narrativizing Visual Culture", in N. Mirzoeff, ed., Visual Cultural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p.3～4.）。



在西方視覺文化研究中，激進的後現代主義所關注的三個基本問題——性、種族和階級——都貫穿在視覺事件的分析中，形成了對歐洲白人男性中心主義的視覺暴力的抗拒和顛覆。比如，在視覺文化中如何由“良好的眼光”轉向“批判的眼光”，便是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