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模糊性。

自從現象學社會學和常人方法學興起以來，帕森斯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學“正統共識”對日常生活的忽視日漸被打破。尤其是隨著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猛烈攻擊，日常生活越來越成為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

但研究日常生活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我們如何能讓沈默者發聲。所謂的日常生活，它指的不僅僅是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與宏大歷史話語不同的生活，是福柯意義上“稀薄”而“貧乏”、充滿“偶變性”和“錯誤”的生活。對於這幾乎不可言說的日常生活，如何能夠進入？福柯給我們的啟示是：對不可言說的東西，可以展現。

在“無名者的生活”中，福柯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曖昧不清的不幸形象，他們幾乎注定要沈沒在黑暗中，只是在和權力相撞擊的特殊時機，他們才短促地出現，又迅即消失。他們的故事夾雜著美與恐怖，具有一種超現實的色彩。而我們也許無法把握日常生活本身，但卻可以設法在那些日常生活被觸動、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間，在無名者與權力相撞擊的光中，窺見他們模糊的身影，而後嘗試撰寫福柯所謂的“生命的詩”。而敘事正是撰寫那些歷史無名者的“生活的詩”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敘事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限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複雜的關係，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 

不過，自從“過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被提出來後，“講故事”似乎已經成了中國社會學界一種新的風氣。不過，我們還得看到，敘事方法有其自身的限制。能否用講故事的方式推進社會學研究，能否講出有價值、有餘味的故事，主要取決於這樣幾個因素： 

其一，問題感。敘事方法並不是對誰都適合，只有這樣的人才適用：他們拒絕上帝般的眼光，相信人類經驗世界中唯一存在的是解釋。所謂敘事，也正是將日常生活中的解釋呈現出來。

因此，敘事者能夠看到什麽樣的故事，首先就要取決於他的問題意識和理論素養。也就是說，社會現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現、被建構出來的。沒有獨特的感知，沒有敏銳的問題意識，社會實在縱然如神祇般矗立在山頂，人也可能視而不見。

社會學家能夠從熟悉的世界中感到震撼，能夠從平靜的生活中看到動蕩，能夠從常規的秩序中發現悖論，能夠從繁榮的景象中體察斷裂，這完全取決於他們的理論修養。 

其二，複雜性。敘事分析真正的旨趣在於，它認為偶發的、意外的、內在的不可預測的時間，可以消除或改變歷史看似最持久的趨勢，它暗示了社會進程內在具有偶變性、不連續性和結果的開放性。但是，如此強調偶變性的敘事分析，所選擇的敘事對象恰恰不是隨意的、偶然的。

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隨時隨刻都在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故事，但什麽樣的故事可以作為一個敘事性分析的樣本去呈現，其條件卻甚為苛刻。值得展現的故事必須達到十足的複雜程度。

這種複雜程度不僅僅是指場面的壯闊，聲勢的浩大，人物的繁多，過程的曲折，關係的交錯，事件的疊起，時間的漫長，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從中能感受到心靈的顫動。

在構成敘事的幾個基本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使用情節、背景和刻畫，賦予某個事件以結構、意義和脈絡，從而將之轉化為故事的要素。情節的複雜性和生動性是敘事能否成功的關鍵。 

其三，技巧性。講故事的成功，並不在於故事本身的複雜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講”出來的。“講”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的運用，實際上它是“社會學的想像力”的展現，是作者理論關懷之所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講故事中必須體現足夠強大的張力，容納足夠複雜的關係，展示足夠完整的過程。只有這樣，才不會犯用先導的概念來剪裁生活世界的錯誤，才不會把那些偶然的、隨機的甚或“錯誤的”事件簡單地排斥在敘事之外，不會把複雜的關係、豐富的材料簡單處理成，用以證實或反駁某種總體概括的“個案”或理論分析的“例子”，從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將理論“邏輯”強加在充滿模糊感和權宜性的實踐“邏輯”上的致命錯誤。（愛思想平臺 2009-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