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見圖)在《講故事的人》（1936年）一文中說：“民間故事和童話因為曾經是人類的第一位導師，所以直至今日依舊是孩子們的第一位導師。無論何時，民間故事和童話總能給我們提供好的忠告；無論在何種情況，民間故事和童話的忠告都是極有助益的。”


在這篇著名文章中，本雅明解釋了民間文學教育作用的來源：故事演述者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他們為兩種人，一是遠帶者，講故事的人都是從遠方歸來的人，“遠行者必會講故事”。這樣一種人見多識廣，比當地其他人有著更為廣泛的社會閱歷，在嶄新的生活道路上行進又不會深陷其間。

《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大多來自從遙遠地方歸來的商人和商船上的水手；中國上古神話中有大量關於遠國異人的描繪，《禹貢》《山海經》等都是有關殊方絕域、遠國異人的故事。

遠遊者的演述魅力在於空間方面，在於他們和另一空間的聯系和有關的知識。人們總想知道山外的世界，遠遊者拓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這是神秘的、異質的、充滿懸念的、可以引發人們不斷追問的生活空間。於是，從此人們的生活增添了一種嶄新的空間上的聯系、比較和向往。

故事演述者的另一種類型是當地德高望重者，他們是一群了解本地掌故傳說的人。他們同樣見多識廣，比當地其他人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閱歷，在傳統的生活道路上行進又在延續傳統。他們是深深了解時間的人，是當地歷史記憶的代表和演述者，其行為是在積極延續當地的口頭傳統，其故事和知識來自於對歷史和傳統的掌握。演述的魅力在於將過去與現在聯系在一起，通過聆聽故事，人們知道了現在的生活是對過去的延續，更加理解當下生活的意義和合理性。

民間故事的生活意義

在中國，發達的是以抒情行為及其產品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詩學。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西方建立在結構主義和現代語言學基礎上的敘事學才傳入進來。“敘事”又稱“敘述”，英文翻譯為“narrative”一詞。

敘事問題是當代人文學科中最具爭論性的問題的核心，敘述就是“講故事” 。“‘講故事’是‘敘事’這種文化活動的一個核心功能。

古往今來的不少批評家都注意到了講故事作為人類生活中一項不可少的文化活動的意義，不講故事則不成其為人。”正像世人皆知的《一千零一夜》所喻指的：從人最終的命運來看，“敘事等於生命，沒有敘事便是死亡”。它用無窮無盡的故事贊美了故事本身，贊美了講故事的人。

將這部百科全書般的故事集譯成中文的納訓先生在“譯後記”中提到：伏爾泰說，讀了《一千零一夜》4遍以後才算是嘗到了故事體文學作品的滋味。

日本學者關敬吾在描寫故事演述活動中的這種情形時說：“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不管它的主人公是人，是動物，是天狗，還是老山妖，故事里的主人公、講故事的人和聽眾們能完全融為一體。人們沈浸在故事里，形成了一種精神集體。”演述活動這種現場效果無疑起著聯合人們、創造生活的作用。

民間故事每篇作品的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其所體現的情緒、思想傾向、生活理想有一定共同性。因此，在演述活動中，作品本身這種共同性經過演述者的發揮，很容易和聽眾（觀眾）發生心理共鳴，被聽眾（觀眾）接受，使“個體知覺變成集體知覺”，達到人們的共識和共有的精神趨同。

故事演述活動作為民眾最基本的生活樣式，之所以得以傳承，主要不是依靠信仰的支撐，也不是依附儀式的神聖，而是出於民眾對審美的基本需要，也是各民族、各地區民眾將生活詩意化的產物。因而，其中也深刻地凝聚著各民族、各地區民眾的審美理想、審美觀念與審美情趣。

說故事、聽笑話的文學活動本身給人帶來身心的歡愉。現實生活中的民間故事各種形式的表演，喜劇的成分遠遠大於悲劇成分。一些比較嚴肅甚至神聖的民間表演過程，也總會融入一些插科打諢的形式。江西省贛南地方小戲采茶有一種舞蹈動作叫“矮子步”，幽默，詼諧，讓觀眾感官得到滿足。

“矮子步”模擬並誇張地表現了采茶負重等姿態，老虎頭鯉魚腰，雙手柔如月，腕、手、腿、腳、頭具有幾種不同的節奏，演員根據情感表達的需要可隨時調整。整個舞蹈動作融合在完整統一的音樂之中，表現出氣氛的歡快活躍，人物心情的舒爽輕鬆。小孩觀看備感親切，大人欣賞之後如回到童年，有一種返璞歸真的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