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那已是久遠的事情，然而，在人生的長河里卻從未褪色……最近我收到一封航空信，邀請我參加於下月18日在英國舉行的一個婚禮。在剛收到請柬時，我真巴不得坐飛機出國旅行一趟，可是，當我和妻子經過多方面考慮之後，還是決定改變親臨祝賀的方式去道喜。

不過，無論我在哪里，都不會叫這場婚禮平淡冷清的。因此，在婚禮舉行興，我草草寫下了一些有關新娘的筆記，緬懷多年前我與她的相識……1944年4月，我們60名美軍士兵，在英國德文郡接受英國情報機構組織的特別進攻訓練。訓練共進行3個星期，在一個陰雨的星期六結束。當天晚上7點，全體人員將按軍令乘火車去倫敦，然後集結到在法國登陸的空降師里去。下午3點，我已經把所有的物品裝進了背囊。窗外，那令人心煩的雨從天際斜落下來，我忽然漫無目的地穿上雨衣，沿著滑膩的鵝卵石小路下了山，朝小鎮走去。…

恩格斯認為，典型人物是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⑦ 作為衡量文學人物的一個範疇，“典型人物”具有特殊的涵義指向——這個概念力圖闡明個別性格，如何隱喻了社會歷史運動。





對於社會歷史批評學派說來，認識歷史潮流是文學的基本目的之一。文學之所以成為動員大眾的革命號角，展示一幅清晰的社會圖像，有助於人們勇敢地承擔自己的歷史角色。如果那些恩怨情仇乃至家長里短的背後，不存在宏大的社會歷史主題，人們為什麽關注這個人物而不是那個人物？



這個意義上，典型人物的首要涵義，即是喻指個人與社會歷史之間的張力。當然，並非所有的理論家都樂意，將社會歷史視為文學的旨歸。E. M. 福斯特指出了“扁形人物”與“渾圓人物”的差異，但是，他的聚焦僅僅是兩種人物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嵌入情節，E. M.…

由於敘事學的洗禮，人們開始從語言、敘述乃至修辭的意義上透視情節。如果說，曲折、驚險、生動、深刻、嚴密、緊湊曾經是描述情節的一套常用形容詞，那麽，敘事學提供了另一套迥異的術語。



前者顯現了情節的美學風格以及社會歷史的寓意，後者顯現了情節的語言構造。通常認為，各個譜系的術語分別展示了同一個實體的不同維面。所謂的“不同維面”並非來自幾何學的想像，而是源於各種理論觀念造就的特殊視域。



例如，可以從道德層面、美學層面、健康層面或者職業層面解剖同一個人物。眾多層面不僅相互疊加、補充，同時還可能相互爭奪、對抗。來自道德層面的評價可能排斥美學層面的觀點，職業要求可能對健康的指令不屑一顧。



相似的是，結構主義敘事學的情節描述隱含了明顯的排他意味。結構主義的理論觀念，具有強烈的擴張性與大一統的企圖，美學評判或者社會歷史學派時，常被視為浪漫的人文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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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千變萬化的語義，“主語+謂語+賓語”的通用語法公式中性、客觀，不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然而，某些的敘述語法開始隱蔽地執行意識形態修辭。



正如馬克·柯里細致地分析所發現的那樣，敘事包含了身份的制造——身份制造不僅是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是“通過與別的人物融為一體的過程進行自我敘述”。(12)



換言之，身份的自我表現依賴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相互關係的情節敘述，一個有機的情節彌補了日常現實的各種斷裂和破碎，零散的個人生平由於敘述而被納入某種社會歷史整體。柯里同時發現，敘述視角的設置巧妙地控制了讀者對於主人公的同情程度，“同情的產生和控制是通過進入人物內心與人物距離的遠近調節來實現的”。…

盡管文學“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但是，社會關係的此起彼伏，無疑是作家的興趣焦點。如果說，社會關係構成了社會歷史的主要內容，那麽，可以將社會關係的含量——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共性”作為“典型人物”的衡量標志。

一個人物性格匯聚的社會關係愈加豐富，這個人物性格擁有愈強的典型性。這種衡量方式既包括了階級關係，同時又遠比階級關係豐富。更為重要的是，這時的人物性格不再是一個單薄的概念剪影，而是與社會歷史保持千絲萬縷的具體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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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埼玉縣戸田市　7歲　男

老師，我好想您啊。

為什麼要辭掉幼稚園的工作呢？

一看您的賀年卡就撲簌撲簌的掉眼淚。

⊙長崎縣　28歲　女…

從某種意義上說, 任何外來理論的運用, 都會不同程度地，被中國本土語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 因而發生一定的變形、錯位和轉移。所以說, 這些被語境化了的理論，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外來理論了。



但進一步的問題是, 我們如何主動地、有意識地結合本土語境，來修正和改造外來理論, 這的確是當下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薄弱之處。我以為, 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需要討論。



首先，是中國問題與中國經驗, 它不是簡單運用外來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 而是如何提出中國式的文化研究問題, 解釋中國特有的文化經驗。在這方面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似乎顯得薄弱, 我們基本上沒有提出一些本土性的，足以影響外部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



對晚近文化研究的議題，稍加翻檢便不難發現, 那些熱烈討論的問題大多是 “ 引進的 “ 。也就是說,…

摘要：作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性人物，詹明信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大眾文化是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大眾文化顛覆了代表現代主義的高雅文化而走向世俗文化。詹明信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堅持了馬克思的批判維度，對我國文化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但他的批判仍然是表象的。…

現代符號學誕生於，對人類“心靈的永恒結構”的探求, 始於建構具有嚴密邏輯的“人的物理學”的初衷。“精神符號學是研究人類精神運動，和意義生成的學科, 側重於符號的精神價值性內容及邏輯。



精神符號既區別於索緒爾二元論為基礎的符號學, 區別於探討具體符號文化內涵的文化符號論, 也區別於皮爾斯作為廣義邏輯學的符號學, 它重點關注的是人類精神現象中的符號過程。”

對應於人們的符號需求, 我們可以區分為兩個不同的大類, 一是功利需求, 二是精神需求。前者追求功利性目的, 其符號只是功利行為的代碼, 只是因為符號的應用而與物質經濟現象保持一定距離, 而其本質與物質經濟並無不同。後者追求符號的精神價值, 它之所以與物質打交道, 只是因為精神需要獲得一定的物質形態作為精神的載體。

人類精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

3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理論支撐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典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涉及到旅遊學、社會學、符號學、地理學、文化學、歷史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的相關理論。本文只探討與旅遊者符號實踐直接相關的三大理論支撐：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 現象學理論。

3.1 符號學理論…

這種對文化“他者”主體性的忽視, 也延續到之後的歷史書寫當中。班克斯1778年起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直至去世。他在任內通過建立起一個由旅行家、行政人員和農業學家組成的全球通信網絡, 塑造出大英帝國的植物學知識體系, 同時也指導了歐洲殖民地的農業發展。



但令史密斯不滿的一點是, 到目前為止, 大部分對班克斯“科學帝國”的研究，都建立在“文人圈”的解釋模式上, 即將其看作歐洲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之間，進行跨國交流的產物。這在史密斯看來, 其結論帶有一種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 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無文字社會里的那些知識貢獻者的價值 [6](P91)。





土著向導從來只被當做歐洲人在進行知識采集過程中的線索提供者, 大部分時候他們連名字都不會被提及。史密斯力圖恢復這些文化媒介，在歐洲人的知識體系建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

2.1 親身體驗

旅遊者符號實踐建立在其臨場身體體驗的基礎之上。

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感悟到杭州西湖的晴天水光瀲灩，好比濃妝的西子，而雨天則山色空蒙，好比淡妝的西子，於是才創作了《飲湖上初晴後雨》。

親身體驗不僅是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產生的根源，而且也是後來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前提，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臨場感。離開慣常環境，身臨杭州西湖現場賦予了旅遊者…

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研究則指出了另一種現象。他認為特定文化場域里的象征資本數量是相對固定的, 為已佔據了文化場中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所分有。但是, 象征資本又是流動的, 這取決於“新來者”加入引發的位置的變化。



“新來者”擠入場域的常用策略，是宣布原有規則作廢, 借倡導新規則之勢進入場域，並而佔據相應位置。這時, “新來者 “ 就從原有者那里獲得了某種象征資本。把兩種理論結合起來考量, 可以揭示出今天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之爭的某種知識社會學意義。





顯然, 今天消費社會和網絡電子文化的出現, 導致了傳統的印刷媒介文化的深刻危機和轉變, 新的文學現象和其他相關文化實踐大量湧現出來。囿於傳統的文學研究理路顯然無法應對, 這正是知識從 “ 常態 “ 轉向 “ 反常 “ 的表征。



範式的轉換使得文化研究，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 面對新的情境和新的文學或文化時間,…

然而，對旅遊標誌符號的過度關注，已經引發了學術界的擔憂，如楊振之、鄒積藝指出旅遊的“符號化”讓遊客停留在對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參與上，已經構成一種悄然滋生的危機[11]。



針對麥肯奈爾的觀點，勞（Lau） 指出旅遊者對景物的訪問確實可以從符號學角度加以概念化，但這時能指是景物本身，而所指則是真實歷史事件…

提要：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的提出，旨在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本文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初步探討了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旅遊者符號實踐並不是對已有符號記憶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旅遊者的親身體驗，不斷將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

一個彎又一個彎，汽車在彎道向上爬升，公路的外面就成絕壁，河從兩山的峽谷向後流去。生命中第一次獲得這樣的際遇，高原的風從峽谷鼓蕩而出，一個漂泊者，從南方到京都，從京都到黃河，沿著黃河到了高原。



我在西寧曾想過到貴德去吃一罐燉雪雞湯的，沒想到追求雪雞湯的道路如此險峻。多少年了，多少個夢想，在激越的冰雹中行進，升華。這是我第二次上高原，對高原仍然深感神秘。已經很少寫作詩歌了，在鄭州黃河邊上時，聽到昌耀去世的消息，我認為昌耀是中國惟一的大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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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事情就這麽發生了，似乎這一通過強力建立的一致性，馬上亂成了一團。德勒茲歌頌靈魂偉大的自由之路。可是我們如何才不會被他將要提供的世界圖景擊中？一個“過程中（的世界），群島”，上面住著友愛的個體：“一堵由自由的[libres]、沒有用水泥固定的石塊砌成的墻，其中的每個元素都有獨立的價值，但這價值又是通過與其他元素的關係體現的。”[27]

我想，這是德勒茲最後留給我們的最宏大、最強烈的圖景之一。同時也是最奇怪的。我們知道用於共同體的與建築學規劃相違背的“自由的…

這里我們需要再次提及, 為什麽麥克尼爾要提出文化之間的互動? 麥克尼爾的世界史，是以文化為基本單位, 其間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文化中心。或許在他看來, 強調互動實際上就是通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來相互消解掉彼此的文化中心主義。



而此時我們發現, 這種由實質性的文化交往，帶動的文化中心主義的消解, 思想史家通過主動地進行跨文化思考也同樣可以達到。的確, 希羅多德、司馬遷和伊本·卡爾敦，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國度, 分處不同的歷史時代, 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實質性的交往。



如果不是因為思想史家自覺采用了多元比較的方法，把這三者放在一起進行考察, 那麽他們之間永遠也不可能發生任何聯系。全球思想史便是這樣打破固有文化思維的制約, 於以往不容易被察覺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歷史聯系的。



因而, 就批判性的全球思想史而言, “互動”應該是一種主動地跨文化思考。 …

(一)解構文化中心主義

威廉﹒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率先提出了，驅動歷史發展的引擎是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 而這種互動被後來的全球史家，演繹為跨區域的物質交往、商貿往來、疫病傳播等具體內容 [7](PⅩⅥ), 但全球思想史對全球史的核心———“互動”應該作何理解呢? 全球性的“互動”在思想史研究中又意味著什麽?

實際上, 在全球性跨區域的經濟交流，和人口流動中必然攜帶著觀念的交流和傳播, 由此我們可以考慮思想史的全球化進程研究,…

二、範式轉換中的資本流動

文化研究在當下中國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 對它的質疑甚至抵觸時有發生。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關係的論爭。這里, 我無意評述各方觀點, 我關心的是這一論爭後面的某種複雜的知識社會學意義, 尤其是學術場域中悄然發生的象征資本的流動和重新分配。

首先需要提請注意的是, 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大多是一些人文學者, 尤其是一些文學研究者, 他們組成了庫恩意義上的文化研究的 “ 科學家共同體 “ 。比較說來, 人文學者中的文學研究者，對文化研究的興趣似乎遠勝於哲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學者。惟其如此, 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爭奪領地和勢力範圍的衝突也就異常凸顯。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