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出色的故事家，都是先從做一個執著用心的聽眾開始的，正因為如此，民間故事家最了解聽眾的心態，理解聽眾在接收故事方面的不同需求。優秀的故事家會視聽眾的構成決定講述的內容，所謂“見什麽人說什麽話”“看人亮活兒”；並且在講述中善於察言觀色，根據聽眾情緒和人們面部表情的變化，隨時對故事內容進行調整。

可見，對於故事家來說，講故事固然重要，而“講述”本身作為一種展現更為重要，故事的真正魅力，並不只限於文本的內容，還包含講述的過程，講述過程傳達的並非只是文本的內容與意義，還附加著許多與文本相關的特殊意義，對於故事家和聽眾來說，講述過程的意義有時甚至勝於文本的意義。

在以故事為紐帶形成的故事家與聽眾、故事家與社會的多向互動中，講述者與聽眾的收獲都超越了文本，得到了大於文本的種種滿足。這也是有時聽眾盡管對故事情節已耳熟能詳，卻仍然樂聽不誤的原因。從某種角度上看，故事家講故事也可說是一種小集團社會互動的顯現。

故事家如何記憶故事？作家是自覺地駕禦著才能去表現世界的，而民間故事家則是受才能的駕禦，不自覺地去表現世界的。一般說來，每個故事在較固定的情節之外都有一定的空間可提供故事家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不同的發揮。這是民間故事的本質屬性賦予故事家的自由，故事家可以因時、因地、因人、乃至因個人情緒而定，對故事文本進行語詞、內容、乃至主題方面的改動，卻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日本學者野村純一將民間故事家劃分為兩種類型——純傳承型與創造型。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故事家都屬於創造型。調查發現，故事家記憶故事，並不憑靠對情節的機械背誦，準確地說，他們往往是諳熟了故事的結構章法、程序與套路——如故事的程序化主題、程序化情節結構、程序化表述方式等，加之在多年的講述活動中積累了大量的“故事素”，講述中隨時進行靈活調用與配置。一些優秀的民間故事家，可以做到在講述時，根據不同的情境，視聽眾的反應，利用已經內化的知識，對文本進行情節的取捨、組合、優化和加工。

例如，根據個人的好惡強調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題；對某些細節進行取捨與調整；將陌生的故事空間，處理為他本人和聽眾熟悉並認同的空間；將故事中的人物轉換成聽眾熟悉的當地人等等。


這些故事家對故事程序的掌握與運用相當熟練，達到天衣無縫的程度，很多時候，他們對故事文本動了手腳，或者說進行了某種重構，一般聽眾及來去匆匆的研究者都無法察覺。只有對其進行長期跟蹤，並將其講述的文本與其他故事家進行比較才能發現。

故事家在講述活動中信手拈來的創造與發揮，體現出他們在故事程序方面的豐富積累。“口頭程序理論”的代表性學者洛德（Albert Lord）認為，程序的豐富積累會導致更水平的創造和再創造的變異；主題和故事的積累會導致限度之內，產生大量同類變體。 

故事家對民間故事程序的諳熟與運用，是在多年的講述傳統中，為適應民眾的口味磨練出來的。以一些經典型民間故事的“文本生產”來看，其都不是在一個短暫的歷史時段里生成並完善的，幾乎都經歷了一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

流傳至今的許多故事，在其動態的傳承歷史中，實際上都經歷了歷代講述者與聽眾“蓄積性”反應的研磨，使故事的本質及內容，都能緊扣特定族群的文化傳統，並符合“在地性”聽眾的心理期待。

可以說，每一位故事家的講述，都是以其特定的文化構架作內在支持的，講述的故事都是帶有故事家個人文化觀念的投射、經過其心靈濾透、具有某種文化印記的精神產品，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冠以“普通價值”的故事，只能是體現故事家知識的個性化和地方化的敘事體。

一些高明的故事家，往往就是在講述情境所允許的自由度內，暢快地宣泄個人情感，傳達其價值觀念與人生體驗，展示其文化個性，並樹立個人的威望。由於故事寄托著區域民眾的精神期待，表達了他們理想的人生模式，涵蓋了一方鄉土的意識形態特點，因而在特定區域內流傳的故事都可以視為一個“地方性知識”的模板，也構成了區域民眾用以解釋社會與人生的解釋學體系。

故事家講述的發揮尺度與限度。瑞典學者卡爾·威廉·馮·賽多認為，每一位故事家的講述，都可能使故事原有的母題發生一些變化，其中部分是因為記憶的原因，部分則是為了使故事更符合故事家自己的觀點和口味。而“更加徹底的變異均是有意識改編的結果”。故事家持有的這一權力，不但導致了故事文本異文的大量產生，同時也引發出許多文本上難以見到、唯有在講述現場的互動情境中才能體會出的文本附加意義。

在民間故事講述過程中，講述者其實都享有一定的自由度，盡管有所謂必須的故事底本，但這種“底本”並不是靜態的和定型的，而是在具體的講述情境中呈現著放射狀的開放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