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讀古書, 再大些讀洋文, 遇到不認識的字, 我從來不查字典。如果不認識的字少, 看看上下文, 蒙出個大概意思。如果不認識的字多, 索性大段跳過, 反正也不是高考試題、新婚必讀, 也不是我家的族譜。 

《詩經》也是這樣讀的, 連蒙帶猜讀《國風》, 大段跳過《大雅》、《小雅》。《國風》寫得真好,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和馮夢龍編的《掛枝兒》一樣好, “怎如得俺行兒里坐兒里茶兒里飯兒里眠兒里夢兒里醒兒里醉兒里想得你好慌”。和中學操場邊上的廁所墻壁一樣好, “校花奶脹, 我想幫忙”。

之後看關於《國風》的書評, 說《國風》“好色而不淫, 悱怨而不傷”,…

我羨慕那些生下來就清楚自己該幹什麽的人。這些人生下來或者具有單純的特質。如果身手矯健、心止似水, 可以去做荊軻。如果面目姣好、奶大無邊, 可以去做蘇小小。或者帶著質樸的目的, 比如詹天佑生下來就是為了修一段鐵路, 比如孫中山生下來就是為了搞一場革命。我從生下來就不知道自己該幹點什麽。我把自己像五分錢鋼蹦兒一樣扔進江湖上, 落下來, 不是國徽的一面朝上, 也不是麥穗的一面朝上。我這個鋼蹦兒倒立著, 兩邊不靠。 

其實很早我就知道我只能幹好兩件事情。第一是文字, 我知道如何把文字擺放停當。很小的時候, 我就體會到文字的力量, 什麽樣的文字是絕妙好詞。隨便翻到《詩經》：“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為君故, 沈吟至今”, 就隨便想起喜歡過的那個姑娘。她常穿一條藍布裙子。她從不用香水, 但是味道很好, 我分不清是她身子的味道還是她裙子的味道, 反正是她的味道。第二是邏輯, 我知道如何把問題思考清楚。隨便翻起《資治通鑒》, 是戰是和,…

我說, 您放心吧, 我堆上書之後, 還在樓板上跳了好些下, 沒塌, 還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 相應天花板上也沒看到裂縫。再從美國打電話來, 是姐姐, 說老媽做夢把書箱子從一個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 累慘了, 心臟病犯了。除了房子, 還有寬帶網, 我跟英國大使館的半大老頭說, 還是留著吧, 北京也沒有《閣樓》賣, 你老婆也不在, 他說, 是啊是啊。還有手機, 申請了一個語音信箱, 中英文各錄一遍, 大意說, 我到南方去了, 有話就撂下。反復聽了好幾遍錄音, 才勉強接受, 電話里那個公鴨嗓的男聲是我自己的。 

然後是處理身外之羈絆。頤和園的西堤和故宮後屁股上的筒子河, 我帶不走, 但是要使盡全身力氣, 惡狠狠地看一眼, 聞一鼻子, 能摸的地方慢慢摸兩把：一棵是桑樹, 另一棵也是桑樹。古玩城帶不走, 但是壞蛋仗義行俠的玉商小崔勸慰我, 香港有個荷里活道, 道上也有壞蛋玉商, 如果我眼力比他們毒辣, 這些壞蛋玉商偶爾也被迫仗義行俠,…

我原來以為, 換個工作, 換個城市, 就像換個褲頭那樣簡單。

當時一個人從北京去美國, 四六不懂, 也就是簡單托運兩個巨大的箱子, 隨身書包里幾十張盜版光盤, 貼肉錢包里幾張薄薄的百元綠色美鈔, 我首都機場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體如高粱飴的女友, 向老媽老爸揮了一下手, 在飛機上曲折婉約地睡了一覺兒, 就到美帝國主義的地方了：多數人講英文, 花草整齊, 地上沒痰和煙頭, 咖啡和可樂都散發著資本主義的味道。

所以想像從中國的北京轉到中國的香港, 我想應該像換個褲頭那麼簡單：舊的褪下來, 扔進洗衣機, 新的從衣櫃里拿出來, 踹兩下腿套上身體。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