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這一下頓悟過來了，原來他看見的不是別的，而是一座鐵礦。他隱隱有點失望，因為早先他一直以為鐵礦都是坐落在高高的大山崇嶺上的，沒想到這個鐵礦竟坐落在兩座大山之間的平川地上。

不久之後，他們飛過了鐵礦，下面又是杉樹林遍地的山頭和樺樹林海，他對這類風景見得大多，所以又坐直了身子，眼睛朝前看。驀地，他覺得有一股很燙的熱氣從地面上升起，一直衝著他飄上來，他忍不住又探出身子往下張望要看個究竟。

在他身下，到處是大堆大堆的煤和礦石。在煤堆和礦石堆中間有一幢非常高的紅顏色的八角形大建築物，那屋頂上熊熊的火忽閃忽閃，直竄雲霄。…

當夜色降臨

我站在臺階上傾聽；

星星蜂擁在花園里

而我站在黑暗中。

聽，一顆星星落地作響！

你別赤腳在這草地上散步，

我的花園到處是星星的碎片。

北島 譯

病人自己也害怕了：「我要死了嗎？」

人們沒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們只是把擔架停下來，往格桑旺堆嘴里塞上一根木棍，這樣，他再抽搐，就不會咬傷自己的舌頭了。

擔架再上肩時，行進的速度明顯加快了。病人的抽搐一陣接著一陣，突然他大叫一聲：「停下！」

擔架再次停下。

「放下！」

擔架慢慢落在地上。剛才還抽搐不已，仿佛已經踏進死亡門檻的病人哆嗦著站了起來：「我看見多吉了！」…

中國的“人”和中國的“自然”，從《詩經》起，歷楚漢辭賦唐宋詩詞，連綰表現著平等參透的關係，樂其樂亦宣泄於自然，憂其憂亦投訴於自然。



在所謂“三百篇”中，幾乎都要先稱擅物動物之名義，才能開誠詠言；說是有內在的聯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著。…

我多麽希望在一平如鏡的天空下，

在靜如止水的氣氛中，在交錯的湖光

和縱橫的山色之間，在欲望和思想之上

獨立蒼茫，或者漫步道旁，停停站站，

豎起耳朵，或者放眼四野，然後感到

妻子在家中掛念我，女兒在喚我的名字，

而我用內心的聲音暗示她們：我正在回去，…

心緒一樣的風柔涼地漫過肩頭，四千米的青藏高原上，陽光瀑轟然淩空傾瀉，灼熱而燦爛地砸在金葵花仰望的臉龐，巴顏喀拉山峰積萬年沈寂的冰雪，它們泛著白亮的冷寒，陽光逼射處，風化的山峰頂著聖潔的光芒。大地上鋪滿灰白的砂礫，以及從砂礫鑽出的青草，那些意念般的飛蝶，隨風飄舞，像生命的葉子，或是神山的詩句。時間里彌漫橙色的芬芳，七月的高原是生命的季節，斑頭雁和黑頸鶴馱來清澈的寧靜；藏羚羊、野牦牛、白唇鹿、梅花鹿、棕熊和黃羊各自悠遊或奔走；紫色的高山紫苑、黃色的垂頭菊、粉色的馬先蒿、矜持的點地梅、豪放的報春花、精靈的紫雲英，一簇簇地開放在禾本科、莎草科、豆科草類和金露梅、紅柳的灌木叢中。隱約的清麗，被水光鍍亮。…

我的交際圈是狹小的，我的思想的戒指

套在我的手指上。

在我周圍一切陌生的基礎上保存一點溫暖，

如同水仙花被里那種淡淡的香味。

或成千上萬的蘋果懸垂在我父親的庭園里，

它們自己變圓、成熟——

我變化莫測的生命也是如此，

成形、變圓、飽滿，光滑而簡單。…

民族危難時期的學術救亡運動

歐美圖騰主義的黃金時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1930年代正是西方圖騰主義收官、退潮的時候。而在1932年至1937年間，中國的圖騰主義卻突然興盛起來，相關著述如雨後春筍，觸目皆是。岑家梧1936年所作《圖騰研究之現階段》(25)通篇只談到西方圖騰主義鼎盛的一面，完全沒有涉及退潮與反思，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現代中國的學術潮流滯後於國際學術，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有關。…

他終於安靜下來了，臉色蒼白，眼神無助而絕望。

他用耳語般的聲音說「痛，」

他說痛不是感覺，而像是說一個名字，「痛，它在走，這里這里，這里，這里。」他的手指著自己一個又一個關節，一會兒腳踝，一會兒是脖子，再一下，又到了手腕。好像那痛是一隻活蹦亂跳的精靈。

猛一下，他握住了自己左手的一根手指：「這里！」

然後，如釋重負地長吐一口氣，「我捉住它了！」

有人忍俊不住，低低地笑出聲來。…

依據邏輯上的必然性，這種賦形勢必對人類自身造成無所不在的控制，進而導致價值和意義的缺省，甚至使之在某些潛在層面陷入不可逆轉的境地，在更深的知覺層次上，甚至帶來一系列身心問題，因為人幾乎變成了自己所創造的生物，以往作為人而存在的「人類的原始形式」正在變得過時，人類主體不再被傳統生存世界所控制，而是正在進入一種「後人類的生活模式」，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新的技術科學正在幫助我們重新創造自身，這時，甚至不能把我們劃分為人類，「這是一種人已經變成雜種的、可滲透的、混合的與複雜的實體，在其中身體顯示為性、物種與機器不確定的、雜種的混合……」（阿斯科特《變化的建構》），格雷（Matthew Cray）也認為：我們正處在哲學與人類生理學的末日，由於哲學本質上基於生理學，這個過程將決定我們建立什麽樣的後人文主義價值觀。…

海派如果與我所詮釋的意義相近，北方文學者，用輕視忽視的態度，聽任海派習氣存在發展，就實在是北方文學者一宗罪過。這種輕視與忽視態度，便是他們應得的報應，時間一久，他們便會明白，獨善其身的風度，不但難於糾正惡習，且行將為惡勢力所毀滅，凡誠實努力於文學一般的研究與文學創作者，且皆曾為海派風氣從種種不正派方法上，將每個人皆扮成為小丑的。



且照我所謂海派惡劣品質說來，杜衡君雖住在上海，並不缺少成為海派作家的機會，但事實明明白白，他就不會成為海派的。不止杜衡君如此。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大多數正在從事於文學創作雜誌編纂人（除吃官飯的作家在外），他們既或在上海生長，且毫無一個機會能夠有一天日子同上海離開，他們也仍然不會被人誤認為海派的。…

我不是女人，我是中性的。

我是孩子、童仆，是一種大膽的決定，

我是鮮紅的太陽的一絲笑紋……

我對於所有貪婪的魚來說是一張網，

我對於每個女人是表示敬意的祝酒，

我是走向幸運與毀滅的一步，

我是自由與自我之中的跳躍……

我是在男人耳中血液的低語，…

圖騰主義在中國的流行

嚴復譯介的《社會通詮》中有單章討論「圖騰群制」，書中插入了嚴復自己對圖騰的解釋：「圖騰者，蠻夷之徽幟，用以自別其眾於餘眾者也。北美之赤狄，澳洲之土人，常畫刻鳥獸蟲魚或草木之形，揭之為桓表。」接著，嚴復又舉臺灣、閩越之土著為例，說：「而臺灣生番，亦有牡丹、檳榔諸社名，皆圖騰也。由此推之，古書稱閩為蛇種，盤瓠犬種，諸此類說，皆以宗法之意，推言圖騰，而蠻夷之俗，實亦有篤信圖騰為其先者，口口相傳，不自知其怪誕也。」(14)…

農曆八月十四日，車子在天橋上走，一抬頭，月亮像個大之又大的白燈籠，低低地掛在天腳，幾乎伸手便可以捧著它。那才猛然想起，月燈籠是報秋訊來了。

中秋一過，天氣便古怪了，一天燥熱一天涼的，似乎夏與秋在互不相讓地扭打，然后，在分明是熱的一天也會突地閃進一陣涼風，秋是漸漸侵入了。

南國的秋是不徹底的，總叫人混亂在熱與涼之間，秋得分明的日子一瞬即過，沒有什麼肅殺、也沒有在淒涼之中滿山吐艷的紅葉，總是像個過渡的情人那樣，還沒認識清楚他，他便已被冬天取代了。…

因此第二，身份的建構性。

 既然個體不只擁有一種身份，文化也非一種可以決定個體身份的客體或實體，那麽身份就不只是多元的，也是持續變化的。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霍爾（Stuart Hall）據此論述了身份的“歷史性”。其論以為，文化身份並不是居住於某個地區、屬於某一文化的人天生即有的明顯特征，而是歷史的、有意識地建構過程。這“第二種意義的文化身份，既是‘生成’也是‘存在’，它屬於未來也屬於過去。…

人們這一等，就是好些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空了許多的神龕便有了新的內容與形式。

神龕兩邊是寫在紅紙上的祝頌詞。左邊：偉大領袖萬壽無疆；右邊：林副統帥身體健康。中間，是一尊石膏塑成的毛主席像。上面還抽人去公社集訓，學回來一套新的祈禱儀式。

儀式開始時，家庭成員分列在火塘兩邊，手里搖晃著毛主席的小紅書。程序第一項，唱歌：「敬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毛主席，你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等等，等等。程序第二項，誦讀小紅書，機村人大多不識字，但年輕人記性好，便把背得的段子領著全家人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因此我們用雙角﹑圓盤

用直立的蛇來顯示我們的地位，

盡管這些東西，還有雙羽﹑蓮子，

你現在告訴我，都是

無甚足道的知識殘渣；

詩人是無用之物，

 …

我多麽希望在冬天回到故鄉，

在蕭瑟的風景中體驗童年；

我將不會漏掉一株挺拔的野草，

一顆堅硬的沙粒，一塊寒冷的泥巴。

是的，我將把一隻凍僵的手，放到

一件平凡事物的表面，撫摸它，

使它接受人類的感情；我還將把另一隻手…

文化可以影響我們的推理，但無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充分決定它的結果，因為我們的選擇和推理可以受到各方面的影響。而且，如上所說，所謂“文化”可以蘊涵著相當大的內部差異，不同的態度和信念都可能被容納在一個被寬泛界定的文化里面。“對身份發現論來說，很可能最強有力的質疑理由是，即使給定了我們在世界上所處的居所，我們仍然有各種途徑來界定自己的身份。那種屬於某個社群的感覺，雖然在許多情況下極其強烈，但並不必然抹殺——或者壓倒——其他的聯系與歸屬。我們隨時隨地面臨著選擇。”[82]當然，可做選擇並不是說沒有約束，因為選擇總是在可供選擇的范圍內做出的。社群主義包含著內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