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跨界移民和家的重構

全球範圍內的移民速度、跨國頻率和總量不斷上升，已深深地影響現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Urry,2002)。在全球化和移居生活背景之下，家的觀念顯得更為重要。對跨界移民而言，家的感知和構建實踐既涉及新的目的地，又涉及來源地，同時還包括了跨界經歷，因此難以從固定和有界的視角去理解跨界移民家的概念。學者們普遍認為，家不是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系列的社會網絡，是不固定和流動的概念(Su, 2012)。

例如，Nowicka(2007)深入研究了在跨國機構工作的專業人士，雖然這類人群長期處於流動之中，但是他們家的構建並不困難，因此「家」是建立在將特定社會關係地方化的動態過程，而並非依賴特定的地方。在北京工作的新加坡人則通過慶祝節日、維持傳統實踐、聚會、閱讀家鄉的報紙等儀式化的方式來重新生產家鄉的文化，這一過程創建了異同的邊界，生產出所謂的「小新加坡」，加強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重新生產並維持了「家」的感覺(Kong, 1999)。

同樣的，居住在倫敦的新西蘭人頻繁使用電子郵件、電話和Skype通訊工具等方式進行跨邊界的日常生活，而他們的身份則是建構於對「家」的集體想像之上。這種對家的集體想像讓這些離開家的新西蘭人對」家「有了新的認知，並在他們之間產生了強烈的集體感。研究發現，在倫敦居住的新西蘭人盡管已經在倫敦建立了新的生活、事業、個人社會網絡，甚至建立起家庭，但是仍然視新西蘭為自己的家。這種「家」的觀念不是來自「懷舊」的過去和烏托邦式的未來，而是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實踐(Wiles, 2008)。

除了社會關係，特定的物品也是創造家的感覺和歸屬的重要因素。對倫敦的亞洲人家庭研究發現，家中擺設的視覺文化物品，例如照片、圖片和繪畫等被賦予的意義和價值，遠遠超出了物品本身的文本內容，是承載著與過去的家、自然環境和家庭生活的連結(Tolia-Kelly, 2004)。家庭照片和其展示的方式是連接人、地方與時間的載體(Rose, 2003)。

Walsh(2006)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旅居迪拜的英國家庭，通過家庭中的三樣物品：繪畫、塑料碗和 DVD 來闡釋移民是如何體驗和構建跨國的「家」。他進一步探討了跨國移民家庭的男性氣質，強調家庭物質文化對理解男性和家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Walsh, 2011)。然而，跨國移民家的研究不能局限於探討移民如何敘述「家」的認知和構建，浪漫和懷舊的背後是隱藏的權力關係。階層、種族和性別等各種權力關係對家的構建作用更是值得關注的話題，在跨國機構工作的精英人士或跨國商人與難民或其他被迫遷移的人群具有較大的差異(Ralph et al, 2011)。 大量移民常常感受不到「家」的感覺，不受當地國家的歡迎，例如Duncan(2003)描述了在紐約生存的危地馬拉人，他們存在於紐約，卻並不是「真正」生活在那里，他們被當地人制度化為「他者」，缺乏「家」的感覺。

3.2.3 公共空間和無家可歸者的抗爭

近年來， 「家」的地理學越來越關注一個特殊的群體 — —無家可歸的人。例如國際著名刊物《Urban Geography》於2009、2010和2011年連續三年以專刊形式探討流浪漢和無家可歸現象，焦點集中於法規、權利和空間。無家可歸，是一種社會排斥和貧困的極端形式(Von Mahs, 2011b)。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被認為導致了美國大規模的歸家可歸現象，出現了所謂的「美國模式」(Mitchell, 2011)。然而，隨著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美國式的無家可歸是否已經在其他國家出現？一系列研究不同國家無家可歸現象的文獻均試圖回答這一問題。

例如，研究俄國聖彼得堡2000年以來的城市更新運動對流浪者生活空間的重構，以及對他們生存的威脅(Houml jdestrand, 2011)；瑞典則出臺了所謂的「軟排斥政策」，即通過靈活和流動的權力方式對公共空間進行規制，吸引行為舉止「正確」的人，而將流浪漢這類外表邋遢、行為令人生厭的人群排斥在外(Thoumlrn, 2011)；同樣地，西德和東德統一後，柏林的無家可歸狀況揭示了潛在的美國化：流浪漢被迫搬離商業中心，生活在中心區周邊的貧困區域，並且福利、服務和居所均低於一般水準(Von Mahs,2011a)；法國波爾多的案例則展示了另外一種模式，即對公共空間流浪漢的管理不再是壓制性的，而是通過讓流浪漢清潔街道和參與街頭藝術的形式賦予他們城市身份，讓他們成為城市管治中的「志願者」(Zeneidi,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