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區域史或地域史，則首先是從整體觀念出發的。認為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間才能認識①。地域空間建立的歷史聯系性，可以保證歷史的整體性，地域史得到的歷史認識更反映歷史實際，更為深刻。從地域看大歷史，有可能建立新的歷史體系。

因此，研究歷史從地域入手，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而認識特定的地域、區域，最直
接的歷史資料就是地方誌。如此看來，從閱讀地方誌入手研究地域、區域史，也就具有了方法論意義。而如何閱讀地方誌，就需要進一步講求。在我看來，閱讀地方誌首先應樹立歷史的整體觀念，即把地方的歷史作為整體考察，對於地方上某類事項的興趣，要放在當地的整體中去認識。對於地方歷史的認識，應是為了認識更大歷史單元如跨小地域的區域史或通史服務的。

地方誌是認識地方歷史的窗口。地方的歷史資料如族譜、契約等一般是個別性的記載，
而地方誌是反映地方整體性的記載。如同學習斷代史應首先從正史入手一樣，研究區域史或地域史，則應當首先閱讀地方誌，而且是帶著整體歷史觀念閱讀。

地方誌是研究地域史、區域史的基本資料，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切入點。地方誌的史料價
值，首先是體現在具有認識地方歷史甚至更大歷史的整體性上。

站在微觀史學的立場，一般而言，越是區域單位小的地方誌，歷史的整體性越強，可以
認識更為底層的社會實態，史料價值較高。所以鄉鎮誌以及村誌值得重視，鄉鎮誌始於宋代，如常棠《澉水誌》八卷專記浙江海鹽一鎮之誌。

統計宋元鄉鎮誌總共才有 5 種，分布地區限於江蘇、浙江二省。明代鄉鎮誌獲得發展，共撰成 52 種，其中江蘇 28 種、浙江 19 種、福建 2 種、江西 1 種、山東 1 種、廣東 1 種，編纂地區擴大了 4 省。清代共編就鄉鎮誌 323種，更為興盛。幾乎遍及南方諸省，北方的山東也有 4 種②。

鄉鎮誌的修纂本身往往就是地方社會權力的產物，有的還是家族與地方兩類史誌的合一。徽州地區聚族而居，鄉鎮誌在這方面表現的就比較突出，如清雍正時佘華瑞等所修歙縣《岩鎮誌草》，反映出當地大族的強盛。而乾隆歙縣《橙陽散誌》為江登雲所輯，基本就是江村江氏的誌書。歙縣《豐南誌》有大量關於溪南吳氏的內容。程文翰編光緒祁門《善和鄉誌》，多載與程氏有關的內容。雍正時許顯祖纂休寧《孚潭誌》，突出許氏的歷史③。這些鄉鎮誌屬於私修，固然反映基層社會的權力支配情況，官修的縣誌也往往體現地方家族勢力。

美國學者研究了萬曆浙江紹興府《新昌縣誌》，發現該縣誌成為當地三個官階最顯赫的家族呂、潘和俞的「公共家譜」，在《新昌縣誌》的 49 個編纂者中，除了縣令和學官等 5 人外，所有 49 個參加者都是親戚，其中 29人出自上述三個家族。因此認為：編寫縣誌與家譜一樣，是鄉紳家族形成和壯大的一個方面，同時也是提高社會地位的一種方法。編纂縣誌實際上是編纂者加強宗族和地方社會關係的一種手段。也可能是縣令和鄉紳合作互相促進提高他們官方與社會地位的好機會。提示學者應該多注意地方誌編纂的目的與過程。④

① 關於中國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興起，請參見常建華《中國社會史研究十年》第三部分「區域社會史研究：置社會史於地理空間」，《歷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第 172-175 頁；日本明清史學界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興起了地域社會研究，參見常建華《日本八十年代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② 褚贛生《明清鄉鎮誌發展原因初探》，《文獻》1990 年第 2 期；褚贛生《明清鄉鎮誌發展的歷史地理考察》，《歷史地理》（總 8）1990 年版。

③ 以上所引鄉鎮誌，俱見《中國地方誌集成·鄉鎮誌專輯》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等 1992 年版。

④ 戴思哲《談萬曆〈新昌縣誌〉編纂者的私人目的》，上海圖書館編《中華譜牒研究—邁入新世紀中國族譜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6、158、160、16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