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真理即創造」的原則，還改變了以往人們認為人類活動及其歷史無法得到科學認識的看法，為關於人的科學以及整個社會科學奠定了信念基礎。如果過去人們因為人類事務是人的「自由」創造而將其歸結為純粹的偶然性，因而無法科學地給予認識的話，那麽在維柯這裏，恰恰因為人類事務是人創造的，它們才能夠真正被人所認識。

通過人類的創造性活動，人類活動的確定性與人類自我認識的真實性就結合起來了。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維柯首先提出了「人學」以及社會科學如何可能的問題，並且非常巧妙地為這種新科學的可能性提供了信念基礎。

人的能力與人類世界的創造

人類事務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因而人性及其人類事務對他們來說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類的自我創造並不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和有意識的過程，而是某種充滿激情與衝動的「詩性」活動的產物。這種詩性活動是人們意圖的直接生命衝動，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維柯以這種方式為上帝和神意留下地盤：人們偶然的和缺乏遠見的行為，都在通過積累而實現著某種具有長遠意義的後果，這種後果就是神意的體現。

維柯認為，人類世界是嵌入在自然世界之中的，在上帝眼中人類世界是自然世界的延續。作為全能主宰者的上帝關心共同的善，而每一個單個的人只關心他自己的特殊目的；由於人的自我創造仍舊是上帝創世的維續，因而私人的惡卻可能達到公共的善。維柯指出：「天神意旨作為設計者既然具有無限智慧，凡是它所安排的在整體上就必然是制度方面的秩序。天神意旨既然以它自己的無限的善為目的，它所安排的一切就一定導向永遠高於人類為自己祈求的那種善。」（註：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頁。）

顯然，維柯關於神意的作用的解釋與黑格爾關於理性的狡計的論述之間，確實存在某種類似。因為，維柯力圖告訴人們，個體出於自己以為的切身利益而行動；但是，他的行動往往成為社會化利益的組成部分，他的行動所產生的後果，許多是他預料不到的和他不希望看到的。然而，在這裏，我們也要看到，維柯與黑格爾還是有差別的：在黑格爾那裏，精神憑借一系列矛盾的辯證對立，使變化的過程朝進步的方面發展；相反，在維柯那裏，除個別地方外，整體說來缺乏辯證的對立面所推動的歷史進步的方向感。

維柯把人類的自我創造歸結於神意。按照他的話說就是，「這個民族世界的建築師是天意。因為，除非人們共有人類的共識：有一位能夠洞察人們內心深處的神存在，他們不可能一起結合在人類社會中。」（註：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04.）鑒於維柯的觀點，萊昂·龐帕指出：維柯的「新科學」是「關於人所創造的事物的原因的科學或知識。但是，很明顯，它既沒有真正回答『人』是誰的問題，也沒有說明人創造的是什麽東西，更沒有指出人們怎樣創造這些東西的」（註：Leon Pompa ed.& trans.,Vico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3.）。可是，我們認為，龐帕的看法是不合適的。也許由於維柯把人類的創造活動納入到神意的黑洞，因而沒有真正回答「人」是誰的問題，但是，他卻明白無誤地回答了人創造了什麽以及怎樣創造的問題，而且由於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維柯也間接回答了人是什麽的問題：人是通過自我創造而不斷生成的存在。

維柯的研究無非是為了說明，人創造了人類世界和人類事物，人類的先民用某種詩性活動進行了這種創造，人恰恰由於這種創造活動而成為人。這就是說，重要的問題不是人是什麽，而是人怎樣生成。正如慕尼黑大學教授恩內斯托·格拉思(Emesto Grassi)指出的：維柯已經認識到，人類與動物的「首要本質區別在於，事實上動物是通過運用內在的設計完成滿足器官需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人則被迫尋求外部的設計並決定它們是否適用。對於人來說，需要的實現引導新需要的形成，而這些新的需要又引導出新的工作形式，並進而引向新的社會形式。

就這個理由說，人類社會決不是『存在』(is)；它永遠是『生成』(becoming)，正是這一本質的方面使它成為『歷史的，世界」。

這就是說，人類就是他們的生成史，而人類的生成史就是人的實踐活動史；換句話說，「工作的歷史就是人的進化史。」（註：Ernesto Grassi,Vico and Humanism:Essays on Vico,Heidegger,and Rhetoric,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0,p.4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