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牛虻》作者：（愛爾蘭）艾瑟爾．伏尼契，出版時間：一八九七年

《流亡的牛虻》是我所讀過的、最能給我震憾的小說，她昭示著後人：肉體可以腐爛，只有靈魂高貴無比。──蕭伯納

生命並非一個發現的過程，而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你並不是在發現你自己，而是在重新創造你自己。…

人們經常有一個誤解，以為對什麽事情有一個想法或信念，只要說出來，就是說理，因為“理”已經在他的話裏了，或者他說的話就是“理”。這是不對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結論，人們可以憑印象、偏見、習慣對許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結論，既沒有考慮到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沒有想過要如何才能說服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如果僅僅說出一個看法或下一個結論，而不為此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麽，看法或結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說法，說法不等於說理，關鍵之一便是有沒有理由。…

院子裏，前前後後共有五棵楓樹，品種不同，葉子大小形狀也各異，有的是手掌般大小五角星形，有的是金幣般大小的三角爪形。盛夏時，一色濃碧，張漫如傘，在院子草地上，撐起五“界”清涼。秋天時，葉子出現不同的色彩，有黃、有紅、有赭……亭亭五色華蓋，繽紛熱鬧了一季秋光。夏夜裏，不知名的夏蟲，在樹蔭裏徹夜鳴唱。有時竟唱斷了我的夢鄉路。午夜醒來，滿耳蟲鳴。秋夜裏，蟲聲息了；秋風裏，落葉簌簌作響，像窗下徘徊的腳步聲。枕上傾聽，惆悵無眠。

那五棵樹，像五桿標志，將一年四季標志得很分明。除了秋天，春夏時分，樹枝綻破新蕾嫩芽，逐漸成葉成蔭。冬天裏，偶在黑夜中佇望，枯枝參差，簪著顆顆寒星，凍住遙天歲末的光景。…

拉茲任羅阿冉我在Ｎ城認識一位工程師。從外表看，他是個極平常的人，有些抑郁，中等個，35~40歲年紀，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鏡，頭發雖有些稀疏，但尚未發白。他有著極其廣博的學識，這不僅是在他自己的專業方面，而且其他方面也有著驚人的博學，同時他又是一位謙遜而又很有禮貌的人。一句話，人們稱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名流紳士”，我則稱他是普通的人。

我同他偶然相遇，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我幾乎每天都上他家拜訪，在那裏我開始領悟到了那種詩人讚頌的“家”的真實含義。工程師和他的妻子──幾乎比他小10歲的金發女郎和兩個女兒，組成了一個完美的整體。整個家庭充滿了和諧、安寧和相互諒解。

春初，一個美麗的傍晚，我同他們一起吃了晚飯。工程師的妻子收了餐具，由兩個一向樂於幫忙的女兒陪著到廚房去了。桌旁只剩下我和工程師二人。…

二、對情色詩的質疑

本文試圖透過從顏艾琳與江文瑜的情色詩，探求女詩人寫情色詩背後所要表達的意義，研究過程中發現情色詩在女詩人手上，開始以自己的詩觀及對性愛情慾的看法入詩，在情慾書寫上也走出自己的風格，影響了情色詩風格的轉變。

經分析得到二人詩作中雖同質性高，但是仍有八點相異處（請參見表格二、表格三），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異是因為創作經驗與過程中有無受到「理念先行」所影響，也因此造成了對反對霸權的訴求點不同，顏艾琳是抗議道德對女性的壓迫（如〈黑暗溫泉〉、〈黑牡丹〉、〈淫時之月〉），而江文瑜則是利用語言的歧義力量來對抗一切父權（如〈女人･行動･三字經〉、〈憤怒的玫瑰〉、〈白帶〉）。…

15 集體性神經官能癥 (The Collective Neurosis)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集體性的神經官能癥，同時每一個時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療法以應付之。現時代的集體神經官能癥可以說是存在的空虛。存在的空虛是一種個人性的虛無主義(nihilism)，而虛無主義可界說為生命沒有意義。如果現時代的心理治療學無法脫離虛無主義哲學的撞擊與影響，那麽充其量它只代表了集體性的癥狀，而沒有治療的效果。這種脫離不了虛無主義的心理治療，通傳給病人的並非真正人的圖像，而只是一張漫畫而已，雖然它不是故意這樣做。



首先，心理治療學有一個危險，將人看成不過爾爾…

巴黎有很多家咖啡館，門口擺放著畫著有誇張圖案的店標，整潔的古色古香的桌椅從店堂延伸到人行道上。每到黃昏時刻，當塞納河大橋與巴黎鐵塔的燈光一起點亮，巴黎的一條條幽靜的巷子裏，手磨與碳燒咖啡的香味分外濃郁。花神、雙偶、多姆等，是巴黎最負盛名的咖啡館。其中花神咖啡館是巴黎文人、畫家、學者最愛光顧的地方。波伏娃常去那裏。每天差不多同一時間，波伏娃都會走進店裏，坐在靠窗的位置。她性格沈靜內斂，陷入沈思的時刻，更顯得凝重與執著。當她偶爾看著窗外的時候，人們驚艷於這位知性女郎的美麗側影。…

二、反觀雲南鄉村文化產業發展存在的幾個問題

我覺得，意大利鄉村生態博物館在以下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傳統的鄉鎮文化並非與現代化格格不入…

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到這樣一個笑話：

爺爺抱起孫子，給他講人生的道理。講完後，爺爺問孫子有什麽感想。孫子說，爺爺你嘴好臭。

後來，我把這個笑話當作一個關於解構的故事寫進我的文章裏，以此詮釋這個解構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舊制度、舊思想與舊權威，看似銅墻鐵壁的意識形態統治等等，都將面臨來自信息接收者的挑戰。…

政府在產業升級上應該起什麼作用，這是中國面臨瓶頸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到現在，如何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從制造經濟走向創新經濟，現在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和做法。在這方面，有的政府主管部門做的事情和他們應該幹的很不相稱。

第一，政府應該做的是產權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創新、研發的投資很難完全收回。如果到處都是假貨，前期的研發投資就等於打了水漂。所以我們看到，哪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做得越好，哪個國家的創新就越好。…

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二屆年會的主題是創新，創新需要什麽樣的條件？剛才張信剛提到首先要跳出框框思考，需要有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另外一個，科學在探索過程中總是會犯錯誤的，所以需要社會對錯誤的寬容。我想這兩條對創新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用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話來表述，就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如果我們只允許有一種聲音、一個模式，創新就無從談起。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創新時代，首先必須解放思想，必須允許人們探索和失敗，必須推動體制機制的改革，必須用法治的方式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摘要】尼采、海德格爾和德裏達構成三位一體的後現代思想的前提，建構富有活力的後現代話語依然有必要回到解構主義，因而有必要梳理他們在一些共同論題上的內在聯系。特別是海德格爾與德裏達的關系，這是深入把握解構主義必須進入的論域。把德裏達的“起源缺乏”與海德格爾對在場的論說相聯系，可以看出德裏達的這一思想是在與海德格爾持續展開批判性對話中來闡發他的觀點的。海德格爾一方面解構了西方形而上學歷史中的“在場”的謬誤，另一方面他要尋求早期希臘思想中的“在場”所具有的真理性。在德裏達看來，一切起源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補充和替換的結果。西方形而上學的理性歷史，就是通過對起源之空缺的填補，而後展開其歷史性。德裏達將這樣的起源與歷史性放置到補充與延異構成的場域中，對於他來說，起源與歷史性只能在“延異”中加以闡釋。…

德裏達這一頁似乎要被匆忙地翻過去，這充分顯示出當代理論和批評的輕狂。解構主義在西方畢竟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歷史，而且廣泛地被人文學科所吸收。當代多元主義變得油嘴滑舌，這不過是從解構主義那裏搞了點皮毛。而一元論和獨斷論依然盛行，這說明解構的任務並沒有完成。相反，當代思想文化對解構主義完全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不折不扣的拿來主義。這種情況就是在西方當代理論和批評中，在文化研究這門超級學科中也隨處可見。解構（尤其是德裏達）只剩下一些觀念和語錄片斷，解構主義始終被神秘化，要麽變成當代詭異的前現代的諾斯替教義，要麽變成後當代的思想文化的啟示錄。但二者都是將解構簡單化的結果。在中國，情形顯然更難恭維。解構曾經被看成妖魔，現在則被看成常識。解構的命運與其他現代西方理論的命運一模一樣，都是被匆忙瀏覽留下只言片語而後被扔到一邊。現在解構被幸運地變成常識，仿佛誰都在解構，誰都身藏這把暗器，或者默記著這句咒語。…

二、關於起源與在場 

很顯然，德裏達對存在之本源的解構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海德格爾有感於存在一詞被後世的形而上學所填滿，它要追本溯源，找出希臘思想中的存在之本真狀態。海德格爾反對形而上學給存在規定的實在本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德裏達並不滿足於海德格爾追溯到古希臘那裏，認為那裏有存在之真正的本源，德裏達要比海德格爾更進一步，他要連這個最初的起源都要拆除。他當然認為那個起源也只能是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設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並沒有脫離形而上學。…

在德裏達看來，這種替代將繼續延續下去，從這種補充順序中出現了一個法則，一個無修止的連環系列，“它不可避免地增加補充中介，正是這些補充中介產生對它們所延遲的事物的意識，即對事物本身，對眼前存在或本源性感覺的印象。直接性是派生出來的，一切都由中介項開始。”（德裏達：《論文字學》英文版，1977年，第…

德裏達更為充分論述補充的思想是在《論文字學》中，第二章“這種危險的替補……”（這裏有一個翻譯上的問題。這裏的“supplement”被翻譯成“替補”，在對德裏達的翻譯中，補充、替補、填補等，主要是對英譯“supplement”的翻譯，但翻譯顯然很不統一。英譯的德裏達著作中，也經常可見substitution, substitute,…

德裏達由此回到他論述的重點：“危險的替補”。這是盧梭在《懺悔錄》中使用的詞，盧梭自己試圖解釋這是“一種理性幾乎難以理解的狀況”。德裏達表示，他這麽閱讀的唯一奢望是從中發現以後的閱讀根本無法忽略的意義：一種書寫文本的結構，經過其他文本的循環，不斷回到這種文本，它也與語言的要素和它的有條不紊的功能相一致。討論盧梭的作品，就是試圖承認主動與被動、盲目與責任這類範疇無法觸及的東西。德裏達的做法是，揭示隱沒在這些著作之後的盧梭的生活，將生活和寫作納入相同織體，納入相同文本的約束性和附屬性。這種東西被德裏達稱為替補，或者延異（同上書，第217頁）。…

總的來說，德里達把盧梭的《懺悔錄》看成是一個文本，並且把它置放在盧梭寫作的其他文本中，它們構成了一種意指關系。《懺悔錄》被看成是最真實的個人心理傳記，最誠實的內心表白。但德里達卻把它看成只是一種文本，只有文本。這無疑是對當時流行的心理學分析的質疑。只要是文本，它就必然進入一種文字系統和讀物系統。對於這個系統，德里達的策略就是得用修辭學的方法，找到替補的主題，替補的表達方式，在那裏，起源與依據都不可靠，只有解釋之鏈在起作用，而替補式的解釋無疑是對無的訴說，是對要說出的東西的掩蓋，替補是一個盲點——德里達說，是開闊視野而又限制視野的未見物，文本只是圍繞這個盲點而排列開來的，“對這個系統，我們既了解，又不了解。”德里達的“替補”概念與其說是對文本不可知論的極端發揮，不如說是把文學性修辭的批評方法推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裏，哲學與文學被最大可能的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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