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走出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二元對立

“東方主義”問題的提出，使被長久掩蓋的現代中國問題有可能被重新關註和闡釋。

盡管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研究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分析和政治權力批判傾向，但他在這個世界的話語—權力結構中看到了宗主國政治、經濟、文化、觀念與邊緣國政治文化的明顯的二元對立，認為在這種對立的權力話語模式中，邊緣國往往是僅僅作為宗主國“強大神話”的一個虛弱陪襯，一種面對文化霸權的自我貶損。這種強權政治虛設或虛構出一種“東方神話”，以此顯示其文化的無上優越感。這就是“東方主義”作為西方控制東方所設定出來的政治鏡像。

這種重新虛構“東方”的所謂東方主義，使東西方具有了文化價值層面的差異，並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帶有偏見的眼光去看東方，從而“創造”了一種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質，使自己終於能把握“異己者”。這種“東方主義者”在學術文化上研究產生的異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國主義權力者就此對“東方”產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據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從遠處居高臨下地“看”東方進而剝奪東方。因此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處在西方強勢語境的學者個體，應怎樣保持個性而不被西方觀念所牽引？同時，在西方的東方學者又該怎樣在全球現代化浪潮中，在後殖民氛圍下同社會和周圍環境相聯系而又保持個體經驗，並對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殖民主義采取批判立場呢？而且，在東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之間的沖突，是以沖突的矛盾性加以強調強弱的對比，中心和邊緣的對峙呢？還是以和而不同的差異思維，強調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從而使得全球後冷戰思維得以消解，使得“和諧”“對話”逐漸取代“沖突”“鬥爭”，使得差異性逐漸滲入人們思維的統一認同中呢？而且，在東方主義之後，是否就一定要杜撰出“西方主義”來全面對抗東方主義呢，這種二元對抗又有多少意義呢？

在我看來，“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後冷戰時期兩種相輔相成、相對立又相統一的重要現象。我們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間差異，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沖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實從來都是彼此依存的，而作為文明載體的民族自身發展是在沖突中融合而成的。同時又在融合中產生新的沖突並進而達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我主張“多元文化對話論”——既不是完全抹殺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謂的“全球化”，融合為一體，形成新的單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謂的“本土化”和沖突論，而將人類未來看成一種可怕的互相沖突、彼此殊死搏鬥的世界末日圖景。我們只能通過對話求同存異，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達到微妙的諧調，在沖突論與融合論之間獲得一種良性的參照系。在東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對當代文化研究有其深化作用，並有可能使我們擺脫一般狹隘的地區意識，以一種新的更大的跨國際語境來看當代西方和中國的文論問題，解除一方壓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緊張關系，倡導東西方之間的真實對話，以更開放的心態、多元並存的態度、共生互補的策略面對東方和西方。[xxxv]

在近現代中國，現代身份的“重新書寫”首先遭遇到一種“闡釋的焦慮”，即東方文化在現代化或所謂西化的進程中，成為西方文化凝視(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虛構出的東方形象中，中國文化被屢屢誤讀和誤解，因此，在對自我身份的闡釋和對當今世界文化的闡釋的“雙重焦慮”中，難以正確書寫自我身份。[xxxvi]同時，中國文化的“自我鏡像”聚焦頗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趕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結，成為清除自我文化鏡像焦慮的關鍵。[xxxvii]只有破除這種闡釋性焦慮，使自己獲得正確的闡釋角度、健康的闡釋心理，以及對對象（西方）和自我（東方）的正確定位，才可能真正進入“確認身份”時期。

整體上看，西方學術重邏輯，註重層遞性思辨和本質的揭示。西學思辨和東方學術的感悟體驗兩者都很重要。其實在17、18世紀時，通過一些傳教士的文化交通，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思想受到了明清學術的影響，從德國歌德，法國的伏爾泰等的思想言述中可以看出，他們不是單純從邏輯思辨，而更是從東方生活場景中去體悟或感悟學術，達到一種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現在中國傳統學術模式遭到全盤否定，使得“另類學術言說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這種狀況在全球多元對話時代應該有所改觀。在我看來，中國的現代學術大抵可以以西學規範為框架，在這一形式框架內註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內容。東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層、制度層面的東西大多可以與世界並軌，不必再重頭做起。但在思想層面和價值信仰層面則應該保持差異性和多方對話性。西學問思模式有它促進學術推進的歷史合法性，但並非永遠具有絕對的合法性。任何單一模式的獨斷和壟斷都是可以置疑的。

中國文化在新世紀的價值重建和西方對東方的重新發現是互為表裏的。中國文明作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們可以檢討西方現代性出了什麽問題，這一問題發生在西方與中國語境中有什麽新的精神走向。我們完全可以堅持開門開窗學習西方現代性中好的精神，並在西方的現代學術框架中，註入中國文化中去除了劣質成分的美好的精神，從而體現出一種家園意識和人類資源共享意識。

就學術而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可能意味著：從事學術需要懷有生命的價值關懷，要對民族、對國家文化有傳承和創生新意義的激情。當年王國維研究叔本華、尼采，為的是引進西學悲劇意識和超人哲學，以救國人精神疲弱；其後研究甲骨文，是想借發掘中華民族的遠古文化雄強精神，來喚起民眾的憂患意識；後來他研究敦煌學，是因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獻被運到了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博物館，研究敦煌學是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脈；再後他轉而研究蒙古史，也是出於對有分裂的傾向的蒙古的家國時代憂慮。王國維“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xxxviii]的學術選擇動向與民族國家關系甚密，他的學問推進維度可說是與時代命脈相合拍的。[xxxix]而現在有些人，只關註個人眼前的利益，民族國家的事則置之度外，舉世皆驚之事與己無關，切膚之痛之事與我無涉，不去發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於重建關懷。像這樣一種態度和做法是一種“精神自廢”。一旦在全球化語境中我們因為經濟振興而有了文化發言機會時，就會尷尬十分。


六 現代性問題與中國文化身份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滾滾浪潮，中國在科技領域應該進入現代化，但在文化領域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東方智慧在文化領域發展新世紀社會文化良知。現代化應該是以“人為目的”。而且各國應該有自己的現代化模式，中國的現代性應該向整個人類體現“東方智慧”。[xl]因為人類的未來只能是東西方文化的真正對話和互動。

但是在現代性問題上，不同民族的自我選擇變得更加艱難，因為據說傑姆遜說：“早已被超越的現代性幽靈本身，不但沒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舉登場，比如在拉丁美洲，在第二世界如前蘇聯等，無處不在。“這次古老的現代性在當代語言裏痼疾覆發，真正患的其實是一場後現代病。可以說，這是一場對現代性的重新鑄造和重新包裝，以供它在知識市場的大量生產和重新銷售。” [xli]可以看出，傑姆遜在無意識中有一種對“現代性”重新登場的覆雜曖昧的感受，一方面他覺得可以重新對歷史話語獲得一種敘事形式，另一方面，現代主義本身變成了“不現代的東西”，如今那種能夠被肯定的現代性之所以好，是因為它是後現代的。這位認同全球話語權力結構的學者，盡管曾經同情過第三世界，但還是終於將立場移到了西方中心主義上，認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我懷疑的是：他所說的“後現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嗎？而且，在後現代這個充滿差異性的時代中，傑姆遜似乎拒絕其他國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選擇，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區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場意義上的現代性和令人厭惡的老現代性，只因為他認為這種區分毫無意義。

他認為，有拉丁美洲的現代性、印度式的現代性、非洲式的現代性等等，還有希臘正教或東正教式的現代性、儒家現代性，那麽現代性的數目就可以和湯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樣多。因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現代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現代性只有一種——歐美霸權式的現代性。這一說法委實令人驚訝！其實在我看來，每個國家都有選擇自己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國的現代性與西方中心模式的差異是明顯的，它也可能不同於日本、韓國、東南亞，或者中東、印度的現代性。傑姆遜認為這種多種多樣的現代性都是毫無道理的，只能臣服於標準化、霸權主義的英美模式的現代性，這裏隱含的文化霸權問題絕非可以輕輕放過的。

這種觀點是西方中心的——後現代狀況是一種文化的根本斷裂，過去所擁有的經驗（前現代經驗和現代經驗）在當代業已失效，多國資本的新擴張最後完成了對前資本主義飛地的滲透和殖民化，人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非道德化的、令人壓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術空間。文化藝術在錯位中不斷生產著文化話語：“我們忽視了現代性的另一個根本意義，這就是全世界範圍裏的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全球化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三或晚期階段帶來的標準化圖景給一切文化多樣性的虔誠希望打上了一個大問號，因為未來的世界正被一個普遍的市場秩序殖民化。”這一西方中心語式的說法，表明了傑姆遜的新世紀立場。這一立場至少有三個維度值得質疑。其一，強調全球化問題，因為所謂“全世界範圍裏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可質疑，這一點已經與他早期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批判和質疑南轅北轍；其二，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高峰期時，有一種標準化的圖式，即一體化、同質化，沒有區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樣性成為不可能，這樣對多元對話，對解構主義強調的文化差異性，對多元多種多層的可能加以全盤的否定，為這個世界成為整體化、單一化的西方世界張本。其三，在其全稱判斷中強調，未來世界被一個普遍的市場秩序殖民化了。這是否意味著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夠逃離這個普遍的市場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這個世界的多元選擇的歷史走向真的就此結束了？現代性“幽靈”究竟成為了這個一元世界的“撒旦”還是“上帝”？而且我想追問的是：發現東方和闡釋中國的主體究竟是誰？是老外是新老漢學家還是盲人瞎馬的技術官僚？中國現代性是否是西方現代性的覆制？中國新世紀是否只有被經濟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