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俄國世襲財產最堅強的幸存者結果是一隻旅行包，這一事實既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Nebudet-li,t?ved'ustal〔難道你還沒玩夠嗎，你不累嗎〕？”母親會問我，然後她就會慢慢地洗著牌，陷入沈思之中。車廂隔間的門開著，我能夠看見過道的窗子，在那里，電線——六根細細的黑色電線——在奮力向上傾斜伸展，升向天空，不顧一根接一根的電線桿給予它們的閃電般的打擊。



但是就在所有六根電線在可憐巴巴的高昂精神下得意地猛撲、即將升到窗頂的時候，特別兇狠的一擊會把它們打落下來，落到最低程度，它們便不得不重新開始。在這樣的旅行中，當我們穿過某個德國的大城市，火車的速度減慢成莊嚴的緩行，幾乎擦到店面和商店的招牌的時候，我總是感到一種雙重的激動，這是終點站所不能給予的。我看到一個有著玩具似的有軌電車、椴樹和磚墻的城市進入到了車廂里，和鏡子拉扯在一起，把過道一側的窗子填得滿滿的。火車和城市的這種不拘禮節的接觸是令人激動的一個部分。…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中，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節三英尺長、褐如櫟木的國際列車臥鋪車廂的模型。它細致逼真，我的上發條的塗漆鐵皮火車完全不能與之相比。可惜它是非賣品。人們可以看清楚它里面的藍色裝飾，車廂中分隔間墻壁上的壓印出浮雕圖案的皮質襯墊，拋光護墻板，嵌在墻上的鏡子，郁金香形狀的閱讀用臺燈，以及其他惱人的細節。



寬大的和較窄的窗戶交錯相間，單扇或雙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幾個分隔間里床都鋪好了。當時出色而充滿了魅力的北歐快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它高雅的棕色變成了新貴藍時，就再也不一樣了）完全由這樣的國際列車車廂組成，一週兩班，把聖彼得堡和巴黎連接起來。



我本應該說，直達巴黎，如果不是因為旅客不得不在俄德邊境（維爾日波洛沃—伊德庫恩）換乘另外一列外表相仿的火車的話。在那兒，俄國的寬敞懶散的六十英寸半軌距為歐洲五十六英寸半的標準軌距所取代，煤接替了白樺木木柴。在我意識的遠端，我想我能夠清理出至少五次這樣的巴黎之行，其最終的目的地是里維埃拉或比亞里茨。…

我把對它的描述和它的圖像寄給了理查德·索思，想要在《昆蟲學家》上發表。他也沒有見過這種蝴蝶，但是非常好心地在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中進行查對——發現很久以前就已經被克雷奇馬爾稱作Plusiaexcelsa了。



我懷著最大的堅忍接受了這個令人傷心的消息，其用詞充滿了同情（“……應該祝賀能夠獲得……極其稀有的伏爾加地區的物種……值得贊美的圖像……”）；但是多年以後，純粹出於偶然（我知道不應該對別人指出這些意外收獲），我把第一個發現了我的飛蛾的人的名字給了小說里的一個瞎子，就算和他扯平了。



讓我也把天蛾，我童年時代的黑寶貝召喚來吧！色彩在六月的黃昏要很長時間才會消失。我手里拿著網子站在盛開著的紫丁香樹叢前面，在暮色中現出一簇簇毛茸茸的灰色——微帶一絲隱紫。一鐮水汪汪的新月懸掛在鄰近一片草地的霧靄之上。…

即使是現在，在他去世半個世紀以後，德國的鱗翅昆蟲學家仍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他的權威形成的具有催眠作用的魔力。當他的學派作為一種科學力量的影響開始在世界上減弱的時候，他還在世。在他和他的追隨者仍堅持使用約定俗成的具體及一般的名稱、滿足於根據肉眼能夠看到的特征對蝴蝶進行分類的時候，英語世界的作者已經在推行命名學的改革了，這是嚴格運用優先法則以及建立在對器官的顯微研究基礎上的生物分類學方面變化的結果。德國人竭盡全力對新潮流置之不理，繼續珍視昆蟲學集郵特色的一面。



他們對“不應被迫去進行解剖的普通的收藏者”的關心，可以和通俗小說的神經緊張的出版商取悅於“普通讀者”——他們不應被迫去進行思考——的做法相媲美。還有另外一個更為一般的變化，正好發生在我青少年時期對蝴蝶和飛蛾產生強烈興趣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