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他會鄭重地從美國給我帶來《狡猾的爺爺》系列叢書和《巴斯特·布朗》——一個穿一套發紅的套裝的被遺忘了的男孩：如果你仔細看的話，就能看出那顏色其實是一大堆密密的小紅點。每一個事件都是以巴斯特的屁股挨一頓大打結束，打他的是他的細蜂腰但大力氣的媽媽，她用拖鞋、頭髮刷子、不結實的傘、隨便什麽東西——甚至一個肯幫忙的警察的大頭棒——從巴斯特褲子的後臀部打出團團灰塵。由於我從來沒有被打過屁股，那些圖畫給予我的是陌生的異國酷刑的印象。比方說，在一本梅恩·里德的書的卷首插圖中所表現的，把一個雙眼凸出的可憐蟲，埋在沙漠滾燙的沙子里，直埋到下巴的做法沒有什麽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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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哥哥瓦西里在外交界服務，然而他沒有康斯坦丁叔叔那麽看重這一點。對於瓦西里·伊萬諾維奇來說，這不是一個事業，而是一個多少還能夠接受的環境。他的法國和意大利朋友無法讀出他長長的俄國姓氏，將它簡化成“盧卡”（重音在最後一個音節上），這比他的教名對他更適合。在我童年時代，盧卡舅舅似乎屬於一個由玩具、色彩鮮艷的圖畫書，和結滿了亮光光的黑色果子的櫻桃樹構成的世界：他的莊園和我們的莊園僅隔著一條彎曲的河流，他在自己莊園一角的整片果園上蓋起了玻璃房。在夏天，幾乎每天午飯的時候都可以看見他的馬車在橋上駛過，然後沿著小冷杉樹構成的樹籬快速向我們的宅子駛來。我八九歲的時候，吃完午飯後他總是把我抱在膝頭（兩個年輕的男僕在空空的餐廳里收拾桌子的時候）愛撫我，一面發出低低的哼唱聲和動聽的表示親熱的話語。僕人在場，使我為舅舅感到不好意思，當父親從陽臺上對他說“Basile，onvous…

我童年時對他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的畫像（他的鬍子，脖子上掛著的標誌地方治安法官公職的項鏈），以及標誌他的主要嗜好的野鴨誘子和駝鹿頭之類的東西。他獵獲的两隻特別巨大的熊，前爪可怕地高擡著，直立在我們鄉村別墅的用鐵圍欄圍起來的前廳里。每年夏天，我用夠到它們極具吸引力的爪子的能力來測量自己的身高——先是靠下面的前肢的爪子，然後是上面的。一旦你的手指（習慣了觸摸活狗或玩具動物）陷進它們棕色的粗糙的毛里，就會發現它們的肚子原來硬得令人失望。時不時地它們還被搬到花園的一角，徹底地拍打晾曬一番，而從園子方向走過來的可憐的女士，在看到兩個野獸在搖曳的樹蔭下等著她的時候，就會發出一聲驚叫。我父親對打獵根本不感興趣，在這方面和他的兄弟謝爾蓋很不一樣，謝爾蓋是個狂熱的愛好運動的人，從一九〇八年開始就做了沙皇陛下的獵狐犬掌管人。 …

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年輕的時候有著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一個晚上，他必須演唱布倫瑞克的附屬教堂唱詩班指揮舒爾曼所寫的歌劇，但他對其中一些曲調極為厭惡，於是就用自己創作的曲調來代替。在這里，我感覺到了令人高興的血緣關係的震撼；然而我更喜歡另外兩個先輩，一個是已經提到過的那個年輕的探險家，還有就是那位偉大的病理學家，我母親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奧諾維奇·科茲洛夫（一八一四——一八八九），他是俄國皇家醫學院的第一任院長，諸如下列論文的作者：《論疾病觀念的發展》、《論精神病患者頸孔的封閉》等。在這兒，我不如也順便提一下自己的科學論文，特別是我最中意的作品，分别刊于《心理》，第五十二卷，一九四五年第1-2及3-4期；還有《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學報》，哈佛學院，一九四九年。在那年以後，我感到體力上不再可能把科學研究和講課、純文學寫作及（因為她即將誕生——一場痛苦的分娩，一個難對付的嬰兒）結合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