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在研究文學領域時，注意到歐洲集體思維發生了哪些變化？

A：從歷史來看，比較文學的發展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存在不同的民族文學，可以相互比較。換句話說，長期以來，國際性與民族性密不可分——要成為國際性的，首先必須是民族性的。但今天，在創作和學術環境中，越來越多人認為民族不應該是比較的主要單位。現在建議將語言作為主要聯繫，它可能與民族邊界重合，但不一定。從這個角度來看，多語性成為新的國際主義——人們比較不同語言的傳播區域，這開闢了講述故事的新方式，例如後殖民歷史，因為語言經常由於歷史原因連接非常不同的民族。所以答案之一就是多語思維的盛行。…

大眾就這樣成為在觀看中遺忘掉自己的一群。在這個意義上，類像的被觀看，無異於慢性吸毒。而且，其後果有點象醉漢騎車，醉後一旦失去平衡感，不加速直行就會跌倒，腳一停止車子就會傾斜，結果只好盲目地用力踩登，結果車子便越來越快，最終仍難免跌倒。沉淪於類像的社會，其後果也只能如此。由此我們意識到：傳統美學的形象只是為了真實的再現或者表現現實，但是類像就不同了，對於它來說，現實根本就不存在。一方面，它是意義的消解，是把事先預設、簡化了的意義直接置於自身之中，另外一方面，則是能指與所指的嚴重分離，從此現實的意義被擱置起來。對於類像來說，最為重要的不是深層的意義，而是表面的幻像，而且是只有表面的幻像。例如封面女郎，就是這種除了美豔其餘一無所有的類像，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以炫耀形體為特征的影視明星、體育明星，也是如此。(25)…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現代語言學的影響。我們經常說，沒有空氣和水，就沒有生命。實際上，沒有語言，人類也沒有生命。類像的出現，正是對語言意義的確定性和外在性的否認。早在十九世紀，蘭波就說：不是詩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詩人。在2０世紀，克羅齊認為語言是歷史誕生的前提，羅蘭•巴爾特認為語言是人形成的條件，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維特根斯坦認為意義即用法。富科認為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這，當然就是我們所強調的二十世紀美學的語言論的轉向，應該說，語言論的介入是美學觀念的轉型的一大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