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兩部著作，都是將靖難書寫置於明代野史發展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為其可能呈現之特色就史學發展的角度給予解釋。然而比較可惜的是，由於靖難野史書寫只是其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故往往成為整體論述中的一個輔證，在呈現上流於片段、零星，無法看出此類書寫於明代的變遷歷程、階段性特色。姜勝利的論文僅將這些文本用於舉例說明，自不待言，連在著作中已將「建文朝史」視作明代野史項目之一的廖瑞銘，也有類似的問題。廖氏的書中雖在談及明代正德朝以前的野史著述時，以專門篇幅介紹靖難歷史書寫的具體成果，但也僅止於此，在後面相關史籍編纂更活絡的時期，就未再於此方面著墨，甚至在嘉靖朝以後介紹的書目中，也沒有任何一本是以靖難歷史為主題的。

之後，在史學史脈絡下討論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在學界沉寂了好一段時間，相關討論漸轉向對個別文本的考察，或是靖難歷史論述本身發展脈絡的探討；而後續出版的明代史學史著作，也多未見此方面的敘述。直到楊豔秋於 2005…

這些研究者對明代整體歷史多缺乏了解，故探討問題時很少留意政治、社會背景等因素，論述上也尚有許多未能解決的問題。26不過另一方面，這些論著對地方建文傳說的蒐集和整理、對方志、族譜、遊記等材料的運用，以及對各地「建文遺跡」和「遺物」的考察，對民國以後建文朝歷史記憶及其地域差異的探討，仍頗具貢獻。27

包括《明實錄》等官書在內，述及靖難與建文朝史事的筆記和專著，在探討該段歷史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當中也不乏記載謬誤、模糊與存疑之處。隨著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衝擊和反省，史料開始被視為一種「文本」，其敘事結構、書寫傾向和取材來源亦成為必須釐清的問題。建文朝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因此變得重要。此類研究的價值不僅在於鑑別相關史料，發掘其中可利用的各種資訊，更能讓研究者瞭解這些文本及相關論述是如何形成，從而釐清明人對建文朝'歷史的認知與評價，有助於探討該段歷史在明代及之後的    …

在對建文朝政治運作的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問題就是各項改革政策的意義，以及這些政策與靖難之役的關係。這些問題由於關係到明代在永樂朝以後的歷史轉向，而在史實架構已大致重建起來的基礎上，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目前學者多認為建文帝的改革確有其必要性，而成祖對其「變亂舊制」的指控，不過只是興兵的藉口。如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一文首先強調了建文朝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以談遷（1593-1627）《國榷》一書為中心，結合《明史》、《明太宗實錄》等文本，檢視建文朝重要政策的施行及其目的。阪倉氏認為，建文帝的施政走向與其繼位後面臨的皇權危機密切相關，對此類危機的意識使他無法只是依循洪武朝的體制，而必須以確立其「政權基盤」為目的展開改革。建文帝削藩亦非對太祖諸王分封制的否定，而是為應對諸王威脅、確保自身政權方採取的措施。至於官制改革，雖然確有「復古」的成分，卻也蘊含因應當時社會狀況的立意。21…

早期相關研究以史實的考據為主，主要有兩大方向，一是對建文帝結局的考察，二是對建文朝史事的挖掘與重建。建文帝出亡傳說在明代中晚期不僅流行，且已有地方化的傾向，許多地區都留有建文帝的隱遁故事，且彼此矛盾，要探討其究竟流落何方並不容易。因此當時相關研究多僅止於討論建文帝出亡與否的問題，或考察相關傳說的發展。大體而言，多數學者均支持建文帝出亡一說，他們的討論也對往後研究者影響甚深。10如孟森〈建文遜國事考〉主要根據明末清初學者錢謙益（1582-1644）的考證，認為胡濙、鄭和等人訪求建文帝和溥洽為帝剃度的說法應屬可信，而部分地區留存的遺跡，也顯示出亡之說非皆虛言，「惟士大夫所傳有首尾之紀錄，則無一可信者而已」。11倫明〈建文遜國考疑〉則羅列大量相關記載，認為諸書所述雖參差不一，但和而觀之，實可互相證明。12陳萬鼐《明惠帝出亡考證》一書甚至利用了 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