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冬天的到來，我們不管不顧的浪漫史遷移到了嚴酷的聖彼得堡。我們發現自己被可怕地剝奪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田園間的安全。名聲糟到願意接待我們的旅館我們沒有勇氣去，而在停著的汽車裡偷情的偉大時代仍很遙遠。在鄉間如此令人愉悅的秘密狀態現在成了一個負擔，然而我們倆都無法面對在她家或我家在有人陪伴下會面的念頭。因此，我們被迫在城裡到處轉悠（她穿著灰色毛皮小大衣，我則是白色鞋罩、卡拉庫爾羊羔皮領子、絲絨襯裡的口袋裡裝著指節銅套），這種對某種庇護處所的永恆尋求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絕望感，而它又預示了其他更久以後的更為孤獨的游蕩。…

那年秋天來得早。八月底，一層層落下的枯葉已經堆積得齊腳踝深了。有奶黃色邊緣的黑色絲絨般的黃緣蛺蝶在林中空地上輕快地飛過。那年夏天弟弟和我被交托給一位家庭男教師，由他以古怪的行徑照看。他常常躲在灌木叢中，為的是借助於一架他在閣樓上發現的舊望遠鏡監視塔瑪拉和我；但是有一天，輪到這位偷窺者被我舅舅的紫紅鼻頭的老園丁阿波斯托爾斯基注意到了（順便說一句，對於除草姑娘，他是頭了不起的小獵兔犬），他好心地向我的母親報告了。她不能忍受窺探行為，此外（雖然我從來沒有對她說起過塔瑪拉），從我以值得稱贊的客觀精神背誦給她聽的、她充滿深情地抄在一本專門的大本子裡的詩歌中，有關我的浪漫史她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我父親和他的軍團在一起，沒有在家；當他一個月後從前線歸來，獲悉了這件事之後，他感到有責任問我一些相當難堪的問題；但是母親心靈的純潔支持著她、並還將支持她渡過更大的難關。她滿足於疑惑地但仍然帶著溫情地搖搖頭，並告訴男管家每晚在亮著燈的露台上給我留點水果。…

[第十二章]

我第一次遇見塔瑪拉——給她一個和她真實的名字有同樣色彩的名字——的時候，她十五歲，我比她大一歲。地點就在聖彼得堡以南崎嶇而美麗的鄉間（黑色的冷杉樹，白色的白樺樹，泥炭沼，草田，以及荒漠）。一場遙遠的戰爭久拖不決。兩年以後，那傳統的解圍之神，俄國革命，發生了，導致我離開了那難以忘懷的景色。事實上，那個時候，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隱約的預兆和幕後的議論、難以置信的動亂的熾熱氣息都對所謂的俄國詩歌的「像徵主義派」產生著影響——特別是亞歷山大·勃洛克的詩歌。…

那確實是一個可憐的大雜燴，除了偽普希金式的調節之外，還包含了許多借用的詞語。只有邱特切夫雷聲的回響和來自費特的一道折射的陽光是說得過去的。其餘部分，我依稀地記得提到了「記憶的蜇針」——vospominan'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