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現代語言學的影響。我們經常說，沒有空氣和水，就沒有生命。實際上，沒有語言，人類也沒有生命。類像的出現，正是對語言意義的確定性和外在性的否認。早在十九世紀，蘭波就說：不是詩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詩人。在2０世紀，克羅齊認為語言是歷史誕生的前提，羅蘭•巴爾特認為語言是人形成的條件，卡西爾認為人是符號的動物。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維特根斯坦認為意義即用法。富科認為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這，當然就是我們所強調的二十世紀美學的語言論的轉向，應該說，語言論的介入是美學觀念的轉型的一大契機。…

單一的話語（即羅蘭•巴爾特講的「命名與價值判斷同一」的話語邏輯）成為眾聲喧譁，多種話語被並置在一起，不再是以一種為主，而是對等地和平共處。不同價值體系的話語被並置在同一文本中，各自消解掉自身的統一的確定性的內涵。過去的種種邊緣性話語也都希望有自己的話語權，其中的意義也只決定於如何被複製，如何被拼貼、放大、縮小、湊集。「何為本源」？「何為原本」？再也無法找到。結果，自然混同於人工，人工混同於自然，世界的一切就無非只是類象，人們也竟然只會享受這既非自然又非人工的類像了。可謂「天下無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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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類像的最為根本的內涵則是傳統的「韻味」的消失。所謂韻味，決定於唯一無二的存在，與必不可少的距離感。本雅明指出：韻味即在「非意願回憶之中自然地圍繞起感知對象的聯想。」「韻味的經驗就建立在對一種客觀的或自然的對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反應的轉換上。……我們正在看的某人，或感到被人看著的某人，會同樣地看我們。感覺我們所看的對象意味著賦予它回過來看我們的能力。」(14)



而在當代社會，情況出現了根本的變化。其中的原因，與韻味本身的局限有關。這一點，梅·所羅門作出了深刻地揭示：「在大部分藝術形式里，都發生著一場無機物的欲望化過程，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石化過程。人類的感覺，從主體－客體關係（我－你關係）里退縮回來，注入藝術品之中，這些藝術品也隨之變得神聖化、崇高化，被『韻味』所掩蓋。」(15)…

而順理成章地，以摹擬體為『生命』的文化便介入我們的社會，因為這里廣泛地流通著統攝一切的『交易』價值，把人類社會對於傳統『實用』價值的回憶徹底掃除。因為，今天的社會，已經出現德波在【奇觀壯景的社會】一書里以驚人的筆觸所描繪的狀況：『形象已經成為商品物化之終極形式。」「在『奇觀壯景的社會』里，『過去』變為一大堆形象的無端拼合，一個多式多樣、無機無系，以（攝影）映像為基礎的大摹擬體。上面所引述的德波那句影響深遠的名言，恰好是一種『史前史』的提法，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喪盡一切『歷史性』的社會。身處這樣的一個全新的社會，大家只能覺得『過去』只存在也無非是一堆灰暗含糊的『奇觀壯景』而已。後結構主義語言理論再次也正好發揮功能了。因為『過去』作為『所指』，先是逐步地被冠以括弧，然後整體地被文字、映像所撤消、抹去。留下來的，除了『文本』以外，正是一無所有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