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文化取代了印刷文化，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最為突出的現象乃至於模式，這在西方的一些著名學者如波德里亞、德波、詹姆遜、費瑟斯通等人那里，都有了相當深刻的論述；我們國內的一些著名學者，也在文化研究中將視覺文化，作為其主要的研究內容。



美學界近來引起廣泛關注和熱烈爭論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命題，其實也是視覺文化所帶來的審美方式的嬗變。關於視覺文化，已有了數量眾多、影響廣泛的論著，那麽，我們這個討論是否還有其獨特的意義？我們談論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又在何處？…

三、關學研究的本土關懷與藝術批評的審美合法性

在美學研究的本土關懷上，審美自律與藝術自律之間關係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新中國既有美學資源探討的視角。雖然在老子那裏既已出現“美善之分”的論斷，並有莊子的“心齋”、“坐忘”以至宗炳的“澄懷味象”加以承續，但始終沒有成為我們理解“文以載道”與“文之自覺”複雜關系的參照，也沒有把這一審美心胸的演變線索與“從比德到暢神”的範疇演變聯系起來。



其實，審美與藝術的自身屬性在這些豐…

為什麽因為敘事學和語言學對記憶研究的介入，會造成記憶書寫的合法性危機？筆者認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敘事學和語言學不僅要解決記憶再現的“可靠性”問題，還要試圖辨析它的“有效性”問題。



“可靠性”要求我們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真實，還原歷史本來的面目，屬於本體論的範疇，關乎現實；而“有效性”則要求我們深化對歷史的反思，增進我們對人類良知和社會道德的思考，屬於認識論的範疇，關乎對現實的建構。



當研究重心越來越從“可靠性”轉移到“有效性”上時，“受眾”（記憶外空間）的價值立場和道德判斷，就會強勢“侵入”記憶的內部空間（主體、對象和記憶行為），並左右甚至改變被記憶對象的性質，令其有可能從真變假，由好變壞。記憶的倫理性因此成為一個顯著的問題。…

從前，在京都近郊有座愛宕山，一位得道高僧在此濳潛心修行，傾盡畢生心血，精研佛法。他居住的小寺廟遠離附近的村莊，因此無法得到日常的補給。但一些虔誠的村民，每個月都會定時給高僧送去米和蔬菜。

在這些虔誠的村民中，有一個時常在山上打獵的獵人。一天，這個獵人背了一袋米去送給高僧，高僧對他說： 

「施主，我必須告訴你一件奇異的事情，它就發生在上次和你見面之後。我真的不明白，如此神聖的事情，怎麼發生在如此卑微的我身上。

 …

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人們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大都是在數十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一代就在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過的。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到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



有關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運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淮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淮熱”，顧淮遺著和有關顧淮作品隨之暢銷。

 …

早在1931年，袁貽瑾就利用廣東中山縣李氏家譜，對該家族自1365至1849年間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作了分析，計算出這些人在不同時期20歲時的預期壽命〔5〕。臺灣學者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2年）一書使用的資料，包括50個家族中的147956名男性和113464名女性，重組了42785個核心家庭，是迄今為止利用家譜人口資料一項規模最大的成果。

 …

阿倫特和雅斯貝爾斯都有在納粹極權下的成人生活經驗。哈維爾的祖國在二戰時曾被納粹德國占領。雖然在納粹滅亡時，他才九歲，但正如西蒙斯（Michael Simmons）在《不情願的總統: 哈維爾政治生涯》一書中所說， “(納粹)占領下捷克人生活的，那種既現實又不真實的特點貫穿在哈維爾的許多戲劇中。日常生活交談、日常行為舉動有了雙重意義，或者什麼意義都沒有。這種內在的荒誕再一次出現在另一種制度的生活之中。兩種極權對哈維爾的思想演化同樣重要，因為無論哪一種，生活都是一個謊言。 “

在納粹極權政治中，暴力和殘害，由一種 “必要的惡 “冠冕堂皇地變成了 “正義事業…

太原有一道最早的早點，名字叫做頭腦。它起源於明末清初，歷史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在明末清初吃頭腦時，是要打著燈籠上街吃，這比今天東方的太陽照臨到都市的時間再吃，也是早到了黎明前的時光。所以，它是最早的早點，這是沒有錯的。在太原，它配著稍梅吃，稍梅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叫燒麥。據說，北京賣燒麥的都一處，就是山西陽曲人開的館。

初到太原，看見館子外面的招牌鮮紅大字寫著“頭腦8元一碗”，是有些令人驚訝：吃頭腦？這個很新鮮，我去太原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去吃頭腦。我是住在山西統計大廈的，對面是南華門，那是趙樹理和閻錫山的故居，閻錫山的故居已被山西省作家協會占領了。從統計大廈出來，向右轉，依稀間隔著有數個館子，我去到一個裝修得比較考究的館，便點了一個頭腦，一籠稍梅，稍梅是服務員推薦的。…

1983年，或者1985年

我記不清了

某夜，梧桐樹高大的樹冠

遮蔽了星空

兩個女孩正走向電影院

她們的喜悅

是靜謐湖水中，兩隻小小的螺螄

………

天！他原來是吩咐司機載我們去僻靜的公園！

看著他的惡形惡相，我的心好像被人咬了一口般，異常不舒暢，但是，現在，如何擺脫這個像蟑螂一樣的人呢？

這間劇院孤零零的座落於郊區，由於聲譽很好，所以，儘管地點偏僻，票價高昂，但是，四處趕來看表演的人還是很多。

我們當然是不願意和他一起觀賞表演的，更不甘願替他付昂貴的入門票。為了避免因語言而造成誤會，我們在劇場門口找了個通曉葡語和英語的巴西人（是個導遊），請他充當通譯，客氣地請那位巴西青年回去，不要再像橡皮糖一樣粘住我們了。…

全球思想史在空間上的這種靈活性也同樣適用於時間。雖然當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後, 但也有很多史家會思考古代、中古時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讓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主義進程。如何才能讓全球思想史研究遠離現代化的陷阱? 答案就是要把思想的全球化和現代化敘事之間剝離開來。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在《我們想讓思想史怎樣變成全球的? 》一文中, 建議把“全球”看作一種“長距離聯系”[6](P284), 他提醒我們注意古代帝國在思想觀念的傳播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們可以遙想一下，羅馬帝國時代拉丁語文學，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傳播;…

情節的敘述，隱蔽地補償受挫的欲望，這種觀點涉及敘事學與精神分析學——也只有這二者，所謂的社會歷史並未介入。一些理論家的確認為，只有“敘事的真相”而不存在“歷史的真相”。



“不可能講清楚一個敘事作品，是不是比另一個更真實，只能弄清是不是比另一個更好，也就是說，更加有效。”



很大程度上，這種效果僅僅發生在，心理分析醫生與患者之間。(21)





然而，作為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不可能如此簡單。作家與讀者均置身於某種社會歷史，他們的敘事與閱讀必定與周邊的文化環境息息相關。這時，敘事與欲望始終相互調整，二者共同期待贏得社會歷史的認可。伊格爾頓找到的一個簡明例子是《簡-愛》。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歷史設置的問題是，“允許簡實現自我，但必須限制在社會傳統規定的安全範圍內”。…

第六，從文學研究基本工作文本解釋來看，有一個從解釋向“過度解釋”的變遷。

文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文學文本(或相關問題)的意義解釋。但是，在解釋問題層面所表現出來的爭議，遠遠地超出了解釋本身而觸及到認識論、知識生產和文化資本等諸多問題。艾柯提出的“解釋與過度解釋”說法，傳神地描述了從現代範式到後現代範式的激進轉型。…

5.2 研究展望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一個新的概念，尚有諸多內容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這里僅提出一些筆者認為比較重要，和亟需解決的方面加以說明。

5.2.1 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的關聯性研究

本文僅對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之間的關係進行初步探討，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二者之間的互動過…

“鄉長的意思也沒門兒！”王林一聽他傳達的是鄉長的話，反而更火了，“鄉長自己來也沒門兒。我收過橋費又不犯法。哼！鄉長，鄉長也是個愛錢不要臉的貨！我早聽人說過他不少七長八短的事了，他的爪子也是夠長夠殘的！讓他來尋找我吧！我全都端出來亮給他，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王文濤再沒吭聲，鐵青著臉，眼裏混合著失望、為難和羞愧之色，轉過身走了。

王林也不挽留，甚至連瞅他一眼也不瞅，又在河石上坐下來，盯著悠悠的流水，吸著從自己口袋裏掏出的低價紙煙。…

後窗的玻璃上叮叮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多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叮叮地響。一個人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折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蔥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罩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菸，噴出煙來，對著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胡適之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稱他的文章為用平淡的談話，包藏深刻的意味。作品的成功，徹底破除了「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朱光潛論《雨天的書》，說到這本書的特質，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簡潔。兩個批評者的文章，都以敘事說理明白見長，卻一致推重周作人的散文為具有樸素的美。這種樸素的美，很影響到十年來過去與當前未來中國文學使用文字的趨向。它的影響也許是部分的，然而將永遠是健康而合乎人性的。他的文章雖平淡樸素，他的思想並不委靡，在《國民文學》一文中，便表現得極徹底。而且國民文學的提倡，是由他起始的。蘇雪林在她的《論周作人》一文中，把他稱為一個「思想家」，很有道理。如論及中國問題時：

 …

其四，對外幫民主制度的參改，加快羅芳伯創建民主共和制的進程。

羅芳伯在創建民主共和制過程中，是否參考過外國的作法，筆者未見這方面的記載，專門考證羅芳伯所建共和國的羅香林，在其專著《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一書中亦未提及，惟張永和、張開源的長篇文學傳記《羅芳伯傳》第九章“環球取經”中，講到羅芳伯到過英格蘭，不但研讀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大量資料，而且參觀了諾丁漢古城、劍橋大學等，大開了眼界，思想有了新的飛躍。這樣，羅芳伯在西婆羅洲創建新型的共和國——蘭芳國，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我不知從那裏找到周夢蝶的地址，就冒昧寫信給他，託他買一些詩集和詩刊。沒多久，竟然真的收到他的回信……」朋友說。

「我是看《周報》和《好望角》，後來就在圖書館裏找到《六十年代詩選》。」我說。

「那本書編得很好，那時還有《創世紀》、《南北笛》、《石室之死亡》……」

「那時有些詩看不懂，也喜歡看。」

「從台灣訂回來一大批詩集。宿舍裏的同學看到了都很羨慕，也有人問我借來看。於是便把《還魂草》包得整整齊齊的，還說明不准弄髒……」朋友說起過去的事，忍不住笑起來了。…

七點過後，帕拉多到蒙大林飯店外面去接查尼的班，後者站在車旁的人行道上，一邊感激地伸懶腰，一邊在哈欠之間對著老板做簡報。 

能說的話少得可憐。查尼在午夜左右看到他們返回飯店，之後一切都非常的平靜。在新鮮面包和法式糕點於六點鐘送來之前，一點聲音也沒有。幾位趕早班機的客人半小時之後離開。除此之外，乏善可陳。這是個平安夜，不需要動作，錢賺得容易。他希望接下來都能如此。 

離去時，查尼把外套領子翻起來，以抵擋清晨凜冽的空氣。“都交給你了，老大，我下午會打電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