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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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顯然,對於當前的西方精英來說,民主已經意味著一種制度,它不是為了回應人民的意願而民主地運行,而是由自稱為民主主義者的人來運行。
但是,比起簡單地指出更多雙重標准和虛偽的例子,更有趣的是,我們應該試圖理解,是什麼解釋了民主作為一種文化基因的擴散,與真正的民主的衰落成正比。畢竟,「民主」這個詞並不總是出現在每個政治家的嘴邊。
即使是美國政治秩序的完美傳道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的「讓世界為民主而安全」這句話,現在已不可磨滅地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也沒有輕率地提及一切顯然都有可能的政治制度。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的開幕詞中只提到了民主。
然而,在那個時候,美國可以比現在更合理地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民主國家。如何理解這個悖論呢?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他最近的著作《敘事危機》(Crisis of narrative) 中提供了一個思考這一現象的框架。「只有當一種范式與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異化時,它才會成為一個話題,」韓認為。「所有關於敘事的討論都表明它們功能失調,」他說。換句話說,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事實,以及關於民主的敘述正在被投射出來,這些事實本身就表明有些地方出了問題。
韓繼續解釋說,只要敘事是「存在的錨」——生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提供意義和方向——就沒有必要如此誇張地談論敘事。但是,韓解釋說,「當敘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引力、秘密和魔力時,這些概念的膨脹就開始了。」他總結道:「一旦它們被視為某種建構的東西,它們就失去了內在真實的時刻。」
美國民主——或者其他任何西方民主——是否真正擁有任何「內在真理」,這是歷史學家要決定的事情,但毫無疑問,曾經有一段時間,民主政治文化只是「活著」,而不是不斷地被捍衛、攻擊或援引。選票上的不是民主本身,而只是民主進程中出現的任何一批政治家。
在我們這個充滿爭議的時代之前,西方的民主生活在一種尚未被打破的世界觀所帶來的想當然的保證中。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中沒有常見的爭吵、暗算、詭辯、欺騙,甚至完全的功能失調。
它只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凝結成一種簡潔的政治教義,被稱為「君權神授」,當時任何真正相信國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的信念幾乎都消失了。這一理論是由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後來的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發展起來的,他甚至提出了「君權神權」這個說法。用韓的話說,曾經是「存在的錨」的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敘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模因。1610年,當詹姆斯國王站在國會前宣布「君主政體是世界上最至高無上的東西」時(確切地說,這並不是國情咨文),他幾乎沒有想到,他如此大力擁護的教義,離永遠消失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了——至少在歐洲是這樣。
他的兒子查理一世反動而又絕望,他繼承了父親的傳統,認為自己只對上帝負責,最終在這件事上被縮短了一個頭。在歐洲其他地方,類似的過程也在上演。在法國,路易十四視自己為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被賦予行使絕對權力的神聖權利。他花了很多時間鎮壓醞釀中的叛亂,並通過他的汗水來建立他的合法性。但他荒謬、原始和過度緊張的言論——這種言論很適合登登的國情咨文——只能被視為危機的一個信號。
幾百年來,歐洲出現了好國王和壞國王,但即使是一個可怕的國王統治,也不會破壞人們對君主制作為一種制度的信仰,也不會破壞人們對神國和世俗王國之間隱含聯系的信仰。君主制本身並不是每次新國王登基時都要進行「投票」。但是當魔法消失,國王們發現自己處於守勢的時候,正是他們開始用誇張的效果來強調自己職位的重要性的時候。不難看出隱藏在表面之下的不安全感。
對特朗普和其他人威脅民主聖殿的威脅的誇張反應,只是一個更大的戲劇的一小部分,也是不安全感的表現。這意味著,西方自由民主的魔力已經枯竭。它會被捍衛,被攻擊,被理想化,被召喚,直到它消失,被其他東西所取代。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華視雲 2024-10-12)
某大會議決:我們不會忽略任何一個人,各人有各人最適合的角色;有人被照顧,其他人就負責買單。(26.8.2024 同步發表)
[舊貴族與新貴族]
那天晚上,我看著餐桌上的聖盧和上尉,不費吹灰之力就從他們各自的舉止風度和優雅的儀表中分辨出了兩種貴族——舊貴族和帝國新貴族——之間的差異。舊貴族至少有一個世紀不行使真正的權力了,他們不再把待人接物的禮貌——這是教育給予他們的起保護作用的外衣——看做一回事,而只看作和騎馬、擊劍一樣,沒有認真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消遣,他們瞧不起平民,不願對他們熱情,免得他們得意,也不願和他們不拘禮節,免得他們感到光榮;聖盧出身在舊貴族,他的血液里溶進了就貴族的缺點,盡管他竭盡全部智慧,也沒有能把它們清除乾淨。……相反,新貴族的各種爵位現在仍然沒有失去意義,爵位的繼承人仍然原封不動地享受著他們父輩因功受封的巨大財產……他把他的門第看做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特權,即使在思想上沒有明確的意識,但至少在身體上通過他們的舉止和儀表也有明顯的流露。聖盧對平民可能會拍拍他們的肩膀,挽起他們的胳膊,而鮑羅季諾親王卻會親切而不失身份低通他們交談,語氣既和藹可親又帶有一種裝腔作勢的高傲,充滿威嚴的持重削弱了他那自然的微笑中蘊含的淳厚。當然,這是因為他離大使館和宮廷比聖盧更近,他父親曾在那里充任最高職務,而聖盧那種胳膊肘撐在桌子上,腳握在手中的不拘小節的姿態在宮廷里肯定不會受到歡迎。更重要的是,他不像聖盧那樣瞧不起平民,因為平民是新貴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才寶庫。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象征性權力鬥爭
當代社會的象征性權力鬥爭對于文化再生産活動的介入,以及當代社會文化再生產對於調整和重構社會階級結構、個人生活方式、心態、思想風格、文化資源再分配、社會權力再分配和實現政治權力正當化程序(具有)的特殊功能。(高宣揚,2002)
言论自由
自以為能「換來言論自由」的男女
居然把「換走言論自由」當「進步」
[南宋] 蘇洵〈六國論〉白話譯文
六國滅亡,不是武器不銳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於割地賄賂秦國。割地賄賂秦國,自己的力量就虧損了,這是滅亡的原因。有人說:「六國相繼滅亡,全都是由於割地賄賂秦國嗎?」回答說:「不割地賄賂秦國的國家因為割地賄賂秦國的國家而滅亡。因為他們失去了強有力的外援,不能單獨保全。所以說:『弊病在於割地賄賂秦國』啊!」
秦國除用攻戰的方法取得土地之外(還得到諸侯的割地賄賂),小的就獲得城鎮,大的就獲得都市,把秦國由受賄賂得到的土地與戰勝而得到的土地比較,實際上有一百倍,把諸侯賄賂秦國所失去的土地與戰敗所失去的土地比較,實際上也有一百倍。那麼秦國最大的欲望,諸侯最大的禍患,當然就不在於戰爭了。
回想他們的祖輩父輩,冒著霜露,披荊斬棘,因而才有一點點土地。可是子孫們看待它卻很不珍惜,拿它來送人,就像拋棄小草一樣。
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然後才能睡上一夜安穩覺。待起床一看四周邊境,秦國的軍隊又打來了。那麼,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沒有滿足;誰送給它土地越多,它侵犯誰就越急。
所以不用打仗,誰強誰弱、誰勝誰敗就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六國落到滅亡的地步,按理本來應當這樣。古人說:「用土地侍奉秦國,就像抱著柴草救火,柴草沒有燒完,火就不會熄滅。」這話說得在理啊!
齊國不曾割地賄賂秦國,最後也隨著五國滅亡,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它跟秦國交好而不幫助五國啊。五國滅亡之後,齊國也就不能幸免了。燕國和趙國的君主,起初有遠大的謀略,能夠守住自己的土地,堅持正義不賄賂秦國。因此燕國雖然是個小國,卻滅亡在後,這是用兵抵抗的效果啊。
到了燕太子丹用派遣荊軻刺殺秦王作為對付秦國的策略,才招致滅亡的禍患。趙國曾經與秦國多次作戰,敗少勝多。後來秦國又兩次攻打趙國,李牧接連打退了它。等到李牧因受讒言被趙王殺害,都城邯鄲就變成秦國的一個郡,可惜它用兵抵抗卻沒能堅持到底啊。
況且燕趙正處在其他國家被消滅了的時候,可說是智謀已盡,力量單薄,戰敗而亡國,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啊。假使當初韓、魏、楚三國都各自珍惜自己的土地,齊國不依附秦國,燕國的刺客不去秦國,趙國的良將李牧還活著,那麼勝敗存亡的命運,如果與秦國較量,也許還不容易估量呢。
唉!如果六國把賄賂秦國的土地封賞給天下的謀臣,用侍奉秦國的心意禮遇天下非凡的人才,齊心協力向西對付秦國,那麼我擔心秦國人連飯也咽不下喉呢。可悲啊!有這樣的形勢,卻被秦國積久的威勢所脅制,土地天天削減,月月割讓,以至於走向滅亡。
治理國家的人切不要讓自己被敵人積久的威勢所脅制啊!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他們的勢力比秦國弱,可是還有能夠不割地賄賂而戰勝秦國的形勢。如果憑著一統天下的大國,卻自取下策反而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這就又在六國之下了!
創作背景
《六國論》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蘇洵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借以了解蘇洵立論的根據;二是蘇洵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借以明確蘇洵撰寫《六國論》的針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
北宋建國以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
為了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斗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
北宋建國後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遼、西夏軍隊大小六十餘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不限制兼並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貴族佔有大量土地,社會矛盾尖銳。
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遼和西夏上貢大量銀兩以及商品。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遼、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也就是說當時的北宋四周環伺,政策上求和,積貧積弱,而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六國論》的。(百度百科)
註: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北宋文學家,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父子三人被稱為「三蘇」,均名列「唐宋八大家」,有《嘉祐集》傳世。曾任校書郎、主簿等微官,追贈為光祿寺丞,贈太子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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