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差先生走到街上來，手裏拿著一大把信。在這小城裏他兼任郵務員，售票員，但仍舊有許多剩餘時間，每天戴上老花眼鏡，埋頭在公案上剪裁花樣。因此──再加上歲月的侵蝕，他的脊背駝了。當郵件來到的時候他站起來，他唸著，將它們揀出來，然後小心的紮成一束。

“這一封真遠！”碰巧瞥見從雲南或甘肅寄來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裏嘆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比這更遠的地方。其實他自己也弄不清雲南和甘肅的方位──誰教它們處在那麽遠，遠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們的小米飯或大頭菜呢？

現在郵差先生手裏拿著的是各種各樣的信。從甘肅和雲南來的郵件畢竟很少，它們最多的大概還是學生寫給家長們的。“又來催餉了，”他心裏說：“足夠老頭子忙三四天！”…

而在這一二重體系的另一面則是個人化的、前社會化的散漫語言，是與所謂文明以及律法相對的「生食」狀態，也是未被社會秩序干擾的現實界。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態與符號態延續了這一對立體系的模式，與借助語法和句法等各種規則運行語言的象征態體系相對，詩歌文本中所充斥著的節奏、韻律和語調的形式，使得符號態能指滲透進象征態體系，從而讓詩性語言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愉悅的、非意義與意義混雜的效果。[9]克里斯蒂娃引入符號態的概念還有著拓展女性主義理論在語言學層面的疆域這一訴求，她借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Timée）中的「子宮間」（chora）一詞來描述這種與母性身體息息相關的，對抗父系社會邏各斯以及律法的和具有多重內涵的陰性語言體系。…

有時我想，世上各地每天都有男女為情自殺，究竟中間有沒有猶太人？

猶太人出名的精打細算、實際、吝嗇、聰明。還有把世情看得通透，誰可占他們便宜？何況要他們殉情？

有人重視精神生活，但猶太人明白，只有現實最重要。愛情像果醬一樣甜，沒有麵包，光靠果醬卻是活不下去的。

戀愛中，如處理蜂蜜，多少總能舐到蜜；如接近香水店，多少總會沾上香。但又如掃帚清掃地板，多少總帶髒，只會越用越髒。

愛情極美妙，對刷牙、釣魚、入學試、駕駛飛機、儲蓄、投資、打球、電腦——密友直接用處，對日常生活，亦無間接用處。…

因此，與尋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於這樣一個文化的學術傳統的優勢在於，它是以差異為主題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對象層面和元語言層面描述和驗證其不同與特性的科學概念都尤為寶貴。由於缺乏對地方之軸進行描述和評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學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為最顯而易見的、令人憂心的障礙。 而我們的理論語言對於表現地方的獨特性是否足夠靈敏，這也可能成為阻礙發展對文化與自然之研究的一個問題。 填補這一罅隙的一個方法可能就是，創造出綜合性的理論概念，它可以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 同時又使這種描述的確切本質保持開放性。

在元層次上，作為描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以及人類文化中的自然的學科，符號學的興起可算姍姍來遲。 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態學的符號學研究就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為范式的生態符號學是直到諾特 （Winfred NO ǖth）1996…

這里最為重要的是，植根於口頭語言和視覺語言運用之中的的驅動力，或者說身體衝動是如何引發形成多種或多重含義的。這種以符號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驅動或者衝動往往是貫穿於語言之中的。在創作實踐中，生成文本元素或者語言的符號特性都反映著一種言說主體的變遷、彰顯著一種游戲或取樂的能力，這種游戲或取樂的能力掙脫了符號規則所帶來的一切限制。這種符號特性在表征代碼（現象文本）與言說（或聽覺、視覺）主體的碎片體或驅動體之間構建起了一種關聯機制。這種關聯機制則預示著某種「先鋒」的概念以及對先鋒的反叛。由此，實踐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對象征規則的接納，同時也是對規則的反叛（從而對規則進行革新）（Kristeva 1986：29）。



里昂·S·魯迪耶茲（Leon…

以上內容是我在《愛比米修斯的錯失》[14]一書中試圖探討的問題。只有在闡釋(interprétation)或者說判斷（judgement）存在的前提下，即krinein，由技術（因為技術是武器）引發的戰爭才有可能轉化成和平的政治斗爭，這也就是說法律（droit）的框架賦予我們權利（在法語中，droit既有法律的意思，又有權利的意思）。

我在《迷失方向》[15]一書中就仔細地討論過，所謂「我們」這個概念的構建條件——是如何存在於記憶術中的。記憶術是一門特殊的技術，它使得法律能夠被准確地書寫下來，成為法律條文， 並打開我們——作為res publica的我們——的公共空間。而赫爾墨斯就是掌管這門技術的神靈，我把這門技術稱作「（我們）共同記憶的文字綜合」，（la synthèse littérale de la mémoire du…

[摘 要]本文立足於小型文化體系，提出了微觀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地方性，將其作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態系統的一個基礎單位。由於符號活動的語境性和生命與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地方性作為生態符號學研究的一個可能起點，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高度的可操作性。 並且，這種強調符號主體的地方性、語境性的概念，為解構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將起到重要作用。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 蒂莫·馬倫文著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關鍵詞] 地方性；語境性；生態符號學；環境；符號主體）

 [作者簡介] 蒂莫·馬倫（Timo Maran），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符號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

[譯者簡介] 湯 黎（1982—），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四川成都…

斯蒂格勒认为，外在化技术的发生得益于手与人脸的有机关联，这种关联也是与大脑皮层的复杂组织生成相一致的。这是对上一个论点的具体说明。斯蒂格勒说，技术性作为外在化(extéririsation)的进程，包含了手和面部的有机联系(lienorganique)———手势和语言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一种二者共同的功能，也就是「联合区域 (zonesd’ association)」，从而重新整合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在大脑皮层中，手和脸部的段带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上半身动力区域间的协调现象，已经被神经外科的实验所证明。［1］175…

內容提要：作為特別行政區，澳門有著自己的特別之為的“特”，也有著自己的特別之位的“特”， 更有著自己的特殊特色的“特”。 不同於曾經的“視窗”、“敦煌”、“遺址”，澳門至今還鮮活地存在著、發展著，至今還充盈著屬於未來的無限啟迪以及可以發揚光大的文化經驗。 澳門過去、現在、將來，都始終在先行、先試，進行著中西文化的交流、對話的實驗。 澳門亟待定位為“國際未來島”。 在“有氧文化”的基礎上實現“有氧奔跑”就是澳門的文化命運。 因而，澳門既是天堂島，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愛起來；又是幸福島，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幸福起來；還是快樂島，讓一部分人在澳門先快樂起來。 澳門應該是“亞洲不夜城”；成為世界級的“快樂”生產平臺，世界級的“不夜城”，理應作為 澳門的戰略方向

我從2008年開始，曾經長期在澳門工作達十年之久，相繼任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博導（2007-）、…

「母體空間」的運轉先於語言的習得，它依照優先於語言的一套邏輯體系對前語言空間進行組織規劃。這種運轉或者說符號功能是通過生物驅動與能量釋放構建起來的，它們最初圍繞在母體周圍，堅持作為一種象征模式而存在，這種象征模式貫穿於主體的整個生命之中，支配著個體與他者之間的種種聯結。它們清晰呈現出了一種身體與外在事物之間的、身體與語言之間的連續統一體 (Kristeva 1984:27)。



既然身體必然的被牽涉進我們同語言的碰撞中，那麼現在我們或許理解了，「符號」是一種另類的語言「代碼」，是一種「身體認知」，盡管它們將自身融入到了意義的傳達中去，而這些意義則是被表征於社會關係之中的。我們可以通過對新生嬰兒同母親之間的互動進行思考，去領會「非言語」維度或者說「前語言」維度的作用。…

我害怕自己，害怕那種感覺，因為我對它毫無防御能力，每時每刻都在由它任意擺布。這是生命中最可怕的一部分，它充滿了恐怖。……生活不過是受折磨而已。……生命已變成一座監獄。……我渴望著被蹂躪，並且實際上我每時每刻都在蹂躪我自己。



她從一家精神病院轉到另一家精神病院，從這個心理醫生找到那個心理專家，但是都無濟於事。她幾次試圖自殺，但是都未遂。最後被送到了貝爾惟尤療養院，成為賓斯旺格的病人。在賓斯旺格的照顧下，她似乎開始變得平靜和舒適，並且奇跡般的開始進食。飲食的規律加上鎮靜劑的作用，她的身體恢復了一些，人也精神了很多。…

天鵝王后斯奴弗里遊過去勸阻她手下的天鵝，達克拉這才轉過身來要同阿卡攀談。不料斯奴弗里遊回來，她滿臉怒容。“喂，你能不能叫他們住嘴！”天鵝王朝她喊道。

“那邊來了一隻白色的大雁，”斯奴弗里沒好氣地說道，“看上去真叫人噁心。他們生氣我一點也不奇怪。”

“一隻白色的大雁？”達克拉說道，“莫非瘋了不成，這種咄咄怪事怎麼會發生？你們一定看花了眼。”

雄鵝莫頓身邊的包圍圈收縮得愈來愈小了，阿卡和其他大雁想遊到他的身邊去，但是他們被推來推去，根本擠不到雄鵝面前去。…

詩性、詩意兩個詞，在許多詩人和評論家那裡常常被混用, 在大眾那裡可能只剩下「詩意」一詞了, 用來指那些有意味的東西；辨析清楚一點的評論家可能會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詩性」一詞, 帶有「詩」的屬性的社會文本和書寫文本都可以用「詩性」來描述。但在我的詩學范疇內, 這兩個詞的使用是指向詩歌和詩的不同的領域的, 詩歌對應的是詩性, 詩對應的是詩意。

海德格爾對詩和詩歌有不同定義, 對於「詩」的定義, 他有著極高的要求, 他說:

詩乃是對存在和萬物之本質的創建性命名——絕對不是任意的道說, 而是那種讓萬物進入敞開的道說, 我們進而就在日常語言中談論和處理所有這些事物。

在《……人詩意地棲居……》一文中, 他意識到人已不可能永遠地棲居於詩意之地,…

3.異化與分離

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在《無身體的器官：論德勒茲及其推論》中認為，在新科技湧現的初期，目前的科技倫理學有一定的作用，這類似於當我們踏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時，可以用舊的規則作為行為的臨時指南，但是這並不能取代我們制定出新的規則，否則科技倫理學就會喪失倫理學本身的意義。

齊澤克的意思是說，目前科技的發展直接對我們原有的人文價值觀提出了挑戰，例如生物基因技術會改變我們關於自尊和自主的觀念。面對這些挑戰，如果我們固守以前的價值觀，試圖通過已有的倫理觀念來限制科技的發展，就會走向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從而錯失了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問題：這些新的科技突破如何迫使我們改變和重新發明自由、自主和倫理責任的觀念？…

在《惹蘭勿剎之夜》中，一個男人去尋找職業妓女，而她竟然是他以前的同學和戀人。當我們以為這是一個關於女人墮落的標准感傷故事時，結局卻揭示出一個打擊賣淫的陰謀，而身為臥底警察局長的男主角陷入了雙重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該何去何從。同樣，《過番謀生記》的情節也很傳統，它講述了一個勤勞的移民在發財後挑選了一個馬來女人為妻，但故事的結尾卻變得更加復雜，它描寫了留守妻子的妄想心理狀態。



我們遵循約翰·卡韋爾蒂（John Cawelti）的論點，即寫作公式「可以加速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交流……因為公式的作用是反映某種文化中讀者群體共享的價值觀和假設」。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劉以鬯的移民敘事往往是圍繞「做一個忠誠的丈夫、一個負責任的父親和一個正直的人」的美德而展開的道德故事。劉以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關移民經歷的寫作模式。…

依這樣的原意，夢境自然也是一種「開顯的存在」，它是我們每夜睡眠中所直接經歷的存在真實，猶如醒時是另一種存在真實一樣。當夢境之真實開顯，醒境即隱藏。當醒境開顯，夢境即隱藏。「開顯與隱藏」（Unverborgenheit und Verborgenheit）本來就是相對相生的。不管醒境或夢境，都是光照世界開放場域的人之存在的一部分。[1]夢境有如醒境，都是開顯存有的場域。醒境所開顯的持續性世界，承載著人類悠悠的歷史於存有的光照場域中。而夢境，是個體所經歷的「只屬於自己的真實」、「只被夢者所經歷的過程」，他人，只能透過夢者的描述，想像夢境。如果醒境的「共在」具有「公有人際性」，那麼夢境的共在方式，就是呈現於夢者獨有的世界的「私有人際性」。…

向死而生是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在其存在論名著《存在與時間》中提出的哲學理念。他在書中用理性的推理詳細的討論了死的概念，並最終對人如何面對無法避免的死亡給出了一個終極答案：生命意義上的倒計時法—「…

案例：1944年，賓斯旺格發表了一篇臨床報告，叫做「愛倫·維斯特的案例」（The Case of Ellen West），報告裡講述了一個同時患有厭食症、憂郁症、強迫症和自殺傾向的可憐女人，讀來令人震驚。最終，愛倫的故事成為賓斯旺格的經典案例。

愛倫小時候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女孩。她很善於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欲望和對自由的向往。她喜歡看書，喜歡寫詩。只要是她感興趣的，她都會力爭第一。就像在學校裡，她總是希望自己的成績排名第一。但是她非常挑食，一旦有人讓她吃不喜歡的食物，她就會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情緒。…

而在本書中，她從笑聲（rire）的角度解讀了洛特雷阿蒙的《馬爾多羅之歌》和《詩》（Les Poésies），又從偶然性(hasard)的層面分析了馬拉美的《伊紀杜爾》（Igitur）。波德萊爾將笑聲視為一種「狂人的特權」和一項「藝術家」須在其每一個行為中實現的實踐，克里斯蒂娃稱之為「一種反對象征禁忌的衝動的爆發」；而「洛特雷阿蒙超越其前輩之處在於他將『笑聲的邏輯』置於了一個更廣義的邏輯之中，也就是波德萊爾已經提到的『所有藝術現象』的特征。洛特雷阿蒙將笑聲視為一種斷裂的症狀和意指實踐中的異質對抗。」[6]…

這一天，大概是要真正地迴光返照了，從一大早起，就顯得格外有精神。除了身子骨兒朽得再無法動轉外，嘴皮子又難得地恢復了大自在。得！愣在笑嘻嘻地要立遺囑之餘，進而頗為嚴肅地提出以下兩項要求：

一、趁他還活著，希望能親自審核一下給他寫的悼詞兒。

二、趁他還活著，希望能親眼目睹一次自己的遺體告別大演習。

這可難壞我了。

幾經請示，又多虧了深切關注「孝敬大賽」結果的兒孫們來幫助，總算才敢再轉回老爺子的病榻旁。「嘿嘿！」衝我就是大有深意地一笑，隨之就擺開譜兒首先要聽悼詞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