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本書中，她從笑聲（rire）的角度解讀了洛特雷阿蒙的《馬爾多羅之歌》和《詩》（Les Poésies），又從偶然性(hasard)的層面分析了馬拉美的《伊紀杜爾》（Igitur）。波德萊爾將笑聲視為一種「狂人的特權」和一項「藝術家」須在其每一個行為中實現的實踐，克里斯蒂娃稱之為「一種反對象征禁忌的衝動的爆發」；而「洛特雷阿蒙超越其前輩之處在於他將『笑聲的邏輯』置於了一個更廣義的邏輯之中，也就是波德萊爾已經提到的『所有藝術現象』的特征。洛特雷阿蒙將笑聲視為一種斷裂的症狀和意指實踐中的異質對抗。」[6]

至此，我們不難理解，笑聲作為一種消解的姿態會打破象征態頑固的規則，從而解除禁忌，引入一種斷裂，並最終生產出新事物和新機制。對於克里斯蒂娃而言，倘若實踐不再是笑聲，那麼實踐便會變為「重復的、空洞的行為」。在此之外，洛特雷阿蒙在《馬爾多羅之歌》中寫道：「盡管有些哲學家認為很難區分小丑和憂郁的人，生活原本不是喜悲劇就是悲喜劇。」[7]這個頗具詩意的片段也使我們看到一種辯證意義上笑聲在日常經驗層面的延伸，因此在薩特具有陽剛革命氣質的對「介入」的召喚之外，克里斯蒂娃給出了「介入型文學」的另一種可能，一種更為靈動、細膩，但又不乏堅硬內核的女性視角。與笑聲相似，馬拉美的《伊紀杜爾》中所傳達的一種偶然性也是對象征體系的挑戰，只是相較於笑聲所帶來的斷裂和更新，偶然性在邏輯層面徹底消解了象征的邏輯。與癲狂相伴的偶然性將依附於社會規則的家族、父姓、禁忌等元素所構成的統一性擊碎，並將這些碎片重新隨機排列；這樣一來，森嚴的象征堡壘再難維持其形態，而是幻化為馬拉美詩歌中拼貼畫般的精巧和詭異場景，如同我們在《骰子一擲》(Un coup de dés)中所見：

一個星座

遺忘和荒蕪的冰冷

數不勝數

在某個空虛而至上的表面

連續撞擊

最終幻成

星聲的數點

警醒

疑惑

流動

閃爍和沉思

在停留在

某個使之珠光迷離的新點之前

全部思想擲出一把骰子[8]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克里斯蒂娃在詩性語言中提煉的革命元素，並非傳統意義上與政治、權力以及暴力相伴相生的革命，而是在語言層面上對象征態的挑戰和消解。

最後，克里斯蒂娃在《詩性語言的革命》中進行了密集的新術語創造，其中象征態（symbolique）與符號態(la sémiotique)這一對概念又成為她日後建立的理論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環。這一對概念可以追溯到索緒爾的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列維施特勞斯的文化（culture）與自然(nature)，拉康的象征界(Symbolique)和現實界(Réel)。在這些對立的雙重概念中，一面是社會規則的集合，無論是語言領域的語法句法規則，還是文化角度的禁忌，抑或是心理分析層面的秩序，都意味著邏各斯體系，即一種父系社會的主導邏輯的無處不在。

（作者：王小姣；作者單位：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譯本：《詩性語言的革命》，克里斯蒂娃著，張穎、王小姣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來源：《中國圖書評論》微信公眾平台 2017-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