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這一二重體系的另一面則是個人化的、前社會化的散漫語言，是與所謂文明以及律法相對的「生食」狀態，也是未被社會秩序干擾的現實界。克里斯蒂娃的象征態與符號態延續了這一對立體系的模式，與借助語法和句法等各種規則運行語言的象征態體系相對，詩歌文本中所充斥著的節奏、韻律和語調的形式，使得符號態能指滲透進象征態體系，從而讓詩性語言呈現出一種動態的、愉悅的、非意義與意義混雜的效果。[9]克里斯蒂娃引入符號態的概念還有著拓展女性主義理論在語言學層面的疆域這一訴求，她借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Timée）中的「子宮間」（chora）一詞來描述這種與母性身體息息相關的，對抗父系社會邏各斯以及律法的和具有多重內涵的陰性語言體系。

《詩性語言的革命》不僅僅在獨具特色的歷史背景下，為我們梳理了20世紀的哲學和理論的脈絡，展示了先鋒詩歌長期被忽視的革命特性，也為女性主義研究增添了新的視角。盡管後來學者對於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理論產出褒貶不一，然而似乎也只有這種特定的歷史環境可以孕育出克里斯蒂娃作品中所展示出的矛盾的立場、複雜的情緒、在理性和詩性，政治與文本間游走的驚心動魄，從而它不僅僅向我們彰顯了詩學文本所蘊含的革命張力，也成為理論著作以何種方式「介入」的范本。

[本文是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20世紀六七十年代結構——後結構主義運動中的克里斯蒂娃」（16CWW0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Maurice Blanchot, La Part du feu. Paris, France: Gallimard, 1949, p.294.

[2]參見JeanPaul Sartre, Situation II,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Paris, France: Gallimard, 1948, p.70. 中譯本參見《薩特文集7：文論卷》，施康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頁。

[3]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張穎、王小姣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頁。

[4]同[3]，第170頁。

[5]同[3]，第165頁。

[6]同[3]，第176頁。

[7]同[3]，第172頁。

[8]中譯本參見《馬拉美詩全集》，葛雷、梁棟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頁。

[9]參見同[3]，第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