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人的延异:后种系生成中的发明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7

斯蒂格勒认为,外在化技术的发生得益于手与人脸的有机关联,这种关联也是与大脑皮层的复杂组织生成相一致的。这是对上一个论点的具体说明。斯蒂格勒说,技术性作为外在化(extéririsation)的进程,包含了手和面部的有机联系(lienorganique)———手势和语言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一种二者共同的功能,也就是「联合区域 (zonesd’ association)」,从而重新整合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在大脑皮层中,手和脸部的段带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上半身动力区域间的协调现象,已经被神经外科的实验所证明。[1]175

我得再一次交待,斯蒂格勒此处的技术概念是泛指一切劳作工艺,而并不是近代以来在工业生产中历史性发生的科学技术。斯蒂格勒此处的描述是十分实证的,上述大脑对应石器工具的投射关系被进一步深化为大脑皮层扇面不同区域与手势和语言共同的功能对应,并且,「人类演变进程的实质在于大脑皮层扇面的展开,它的直接标志就是工具形状的进化」[1]178。物性的工具与同样物性的大脑,这还是两种实体对象的关系,斯蒂格勒总是会遗忘工具在生产中的功能运用和大脑生物活体组织产生的意识突现场境现象。真理,总是在他手指间流逝。

斯蒂格勒特别想指认的是,「工具的出现完成了人类特有的不确定性这个外在化的过程」[1]174。这个不确定性相对于生物物种的确定性,不确定即意味著全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即是人的后种系生成的历史时间性存在。我觉得,人类社会存在特有的可能性并不是来自物性工具,而基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物质生产劳动,斯蒂格勒理论中最大的问题是将马克思—海德格尔已经确认的实践—关涉存在论再一次退回到实体主义的工具,他看不到物性工具不过是实践和关涉活动功能的结晶化,并且,这种物性存在只是在它重新被激活为新的活动时才是技术。在某种意义上,死的工具恰恰是确定的,而由工具导引的新的生产活动才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斯蒂格勒的这种根本性的认知缺陷是令人遗憾的。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1卷,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2]StieglerB.Nanjingcourse.Nanjing,2016.

[3]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5]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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