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在比較框架中拓展研究題域

檔案記憶研究視域廣闊，隨著研究的深入，有朝專題研究方向發展的趨勢，以下若幹重點有望成為可資深化的議題。

3.2.1 新類型檔案記憶…

此時我們可以說，沒有了靈魂的欲望釋放恰恰把生命變得很「輕」了，生命為此失去了「沈重」感。在這種情況下，「道成肉身」何不成了一句空話？①所以，在消費文化滲透下，個體的記憶時空多以當下享受性欲望充斥著，亦即個人記憶顯現出來的多是極具個人色彩的歡樂和消費邏輯作用下的隨波逐流。



很自然，人之記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個體自我成長的生命流程上了，對集體、社會、國家這些「宏大」對象則顯得淡漠，記住的相關內容也明顯少了，甚至被完全拋棄。這最終會出現個人記憶僭越集體記憶的精神困境，也就是說，集體記憶逐漸被排除在個人記憶範圍之外，個人記憶出現了「斷裂」性癥候，這正是需要我們引起警惕的危險性問題所在。

結語…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

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 稱之為“悲劇”記憶），而共同情感則是群體記憶的凝聚力所在。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和人道罪行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叫“悲憤”的共同情感來凝聚的，這也正是當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對日寇的痛恨和悲憤凝聚了“中國人”這個群體，不然這個群體內部的仇恨、對抗和分裂就會佔據上風。因此，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難以納入超越階級對立的集體記憶的。…

[第二部分]

编者按：基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本文作者Crogan系统地介绍了斯蒂格勒对于技术哲学的理论探讨，也概述了斯蒂格勒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轨迹。因为内容较多，原文被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编译，上半部分是关于斯蒂格勒的理论的简介，下半部分是关于他社会实践的介绍，和其他学者对他的相关批评。

在上半部分中，对于人类如何在地球上生存和如何不断再生产自己的问题，斯蒂格勒将技术理解为应对这两个问题的阶段性的和策略性的答案。在所有技术中，他又认为关于记忆的技术是最为核心的，电视电影的节目产业不断地生产著真实或虚假的记忆，这些记忆不断地塑造著人类生产的方式，也不断改变著人本身，从而不断地形成了社会群体的特征。…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從遺產到非遺，對傳統文化價值的認識經歷了從物質到心靈的演進，從經典文字到經義闡釋，再到「鮮活的記憶」。這是集體記憶的活化，即進入了當下的生活。哈布瓦赫所說的鮮活記憶是指某些教徒心靈天啟（「內心之光」）的體驗，而一般意義上的集體記憶能否成為「鮮活的記憶」呢？這意味著使逝去的「過去」變成對當代人有意義的記憶。

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在解釋他那句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時這樣說：

人類精神保存歷史的屍骸，即空洞的敘述和編年史……他們雖然死了，但將活在我們的

記憶中，並將活在後代的記憶中……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

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圖）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乾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侯所有的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20、30人吧，”她答道。…

这一生产过程孕育著毁灭自己的元素，这是因为信息和记忆的生产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观众愿意信任被生产出来的事件性的记忆，但是这种信任正在被这生产过程摧毁。在全球化时代之前的记忆是基于特定种族的环境，其形成过程是群体能够作出回应的，因此是更有参与性的记忆；而之后的记忆则是全球的、即时的和无所不在的，人们对所生产记忆的回应失去了距离感和空间差异性，之前所具有的回应和参与也被剥夺，而这一切会损害人们对于记忆的信任。



如果记忆不再被信任，个体以具有延续性的方式处理记忆的能力会下降，进而会影响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个性化过程。…

地理空間的互嵌性佈局呈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生長的自然邏輯。中國地理空間廣袤且環境複雜，海拔由西向東順次遞減，西北部的戈壁和西南部的高原孕育了蒙、藏、維等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文明，中原及東部沿海的平原地帶則為漢民族的繁衍生息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西南山區是眾多少數民族的集散地，東北地區的白山黑水則成為滿、回、朝鮮族的棲息地。「自然條件，一個民族國家的地理特征，對民族的歷史生活過程有著最強烈的影響。」(郭聖銘、王晴佳，第220頁)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孕育了不同民族獨特的文化形態，但歷次的政治動蕩和人口大遷徙使各民族走向交往融合，憑借人口流動、族際通婚等方式，各民族形成了地理分布互嵌的居住格局和血緣交融的親緣格局，為各族文化的交流、互認和融合奠定了基礎。…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其實神話從未離開過我們。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曾給我們完整地論述過，在人類的生命和歷史記憶中，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同樣，無論是東方的神話，還是西方的神話，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原生記憶，毫無疑問它至今依然存活在我們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中。說到這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在東方神話里，特別是在古老的中國各民族神話價值體系中，一直倡導著一種樸素的哲學思想，那就是對自然的尊崇，對神靈和英雄的敬畏以及對不同個體生命的熱愛。



而當我們今天再一次閱讀或者傾聽這些來自久遠的神奇故事時，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似乎這些神話早就預言著什麽。人類作為這個地球上的物種之一，他從來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所有的生物的生命延續都是相互依存的，這一點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許多古老的神話都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要善待別的生命和物種，而只有這樣，人類和地球的未來才充滿著希望。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神話中隨處可見，這對於處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

进一步而言，“艺术危机”是整个西方社会迷失方向的集中体现。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是不确定的。新技术发展速度太快，社会抵制增加，历史主义盛行，此即斯蒂格勒所谓的“迷失方向”，有时又被称为“中断”。在迷失方向的社会中，审美体验被调节而齐一化，消费主义剥夺了审美能力，因为审美被简化为计算，行动被还原为消费，欲望倒退为驱动力——其最终的结果是人们行动困难。

二战后，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加尔布雷斯所谓的“富裕社会”。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陷入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满足的消费主义中，成为丧失批判精神和创造性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从艺术异化的角度来看，斯蒂格勒承自法国技术哲学家前辈的诸多相关思想，如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和德勒兹的欲望机器理论等，都在控诉消费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他将这些理论融会贯通，自成一派。…

此類研究使用的「歷史記憶」一詞，基本上是 historical memory 的中譯，這也反映國內研究與英文、英譯學術著作的密切關係。此一研究的開展，實始自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在 1920 年代提出的「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tive）課題。他強調記憶的集體性質及社會框架對個人記憶的影響，認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 並指出此類記憶的存續必須透過書寫、紀念活動、法定紀念日等媒介；個人並不是直接去回憶歷史事件，而是透過閱讀、聽人講述，或是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以不斷回憶的方式來凝聚群體內部的認同感。…

由著名作家梁曉聲擔綱編劇的《知青》放映後，引起了許多不同的批評，大多集中在“真實感”的問題上。有的批評比較簡單，如“知青衣裝怎可能整齊如新？”與此相比，來自知青觀眾的批評則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細節。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對青少年思想形成期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別清晰、深刻的記憶，以至於終身難忘。知青對自己上山下鄉的生活細節便擁有這種性質的記憶。而這種記憶正是他們用以衡量《知青》中許多細節是否真實的實在對照。…

［內容提要］本文介紹了20世紀中期大範圍傳播的“毛人水怪”謠言，指出謠言的實質是一個作為集體記憶存在的傳說，在一些特定的歷史事件中被有意無意地激發，在大規模的人口聚集與流動中廣泛傳播。通過分析幾次謠言形成的過程及其背景，本文指出，大規模謠言的形成癥結是民間的恐慌心態與不滿情緒，正確理解謠言背後的深層社會問題，緩解民怨，是防止謠言最好的辦法。…

(二)「我們是誰」：中華民族共同體對文化身份的價值甄別

相對封閉的生存發展環境容易使各民族停留在本民族的「小民族主義」，局限於「夷夏之防」的民族文化等級觀念和對抗意識，難以形成中華民族「大我」的整體性價值自覺，甚至將「我是誰」和「我們是誰」對立開來。近代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文化入侵使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在抵抗外民族的侵略擴張和救亡圖存的歷史實踐中，各民族關於「我們是誰」的文化身份才逐漸清晰起來。…

事實上，對赫伊津哈來說，歷史研究與藝術創作是相通的，它們都旨在塑造圖像。 1905年，赫伊津哈就任格羅寧根大學歷史教授時就職演說的題目是《歷史思想中的美學要素》，他將歷史喻為「視像」，強調直接與往昔接觸的感覺。後來，他還借助視覺語言，徑直把文化史研究方法稱之為「鑲嵌藝術法」。為了發展這種所謂的「鑲嵌藝術法」，赫伊津哈強調「歷史感官」的作用，「在荷蘭文學中，更不用說在歷史編寫中，幾乎無法找出比赫伊津哈更強調感官作用的作家。」而且，盡管「視覺的作用被強調得最突出」，赫伊津哈還是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全面發展自己的各種感官， 「赫伊津哈稱之為`美學觀察'的事情，實際上是有聯覺的觀察。」正如威廉·奧特爾斯佩爾所總結的： 「歷史學家必須使自己的感官變得更加敏感，必須學會看、聽、聞、嘗。必須閱讀文學作品，看藝術作品。如果想明白古代世界是如何覆沒的，就應該看拉文納的鑲嵌壁畫。… …但看書本和圖畫還不夠。一個歷史學家也應該`深入大自然，在草田和山丘上散步，…

另外他在《空間與地方》中，談到可見性（visibility）與地方的關係時，認為： 「我們可以說，受人深愛的地方不一定要我們或別人眼見為憑。地方可以用各種方法來突顯：和其他地方的抗爭與衝突，視覺上的醒目，以及藝術、建築、儀式和典禮的感動力量。人類的地方經由戲劇化而顯得栩栩如生。地方認同的形成， 是透過個人與群體生活之期望、需要與功能性韻律的戲劇化而達成的。」（Tuan, 7 R. J. Johnston 主編，柴彥威等譯，《人文地理學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511-512。 8 筆者採用：R. J. Johnston 主編，柴彥威等譯，《人文地理學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737-738。 18 1977: 178）



段義孚強調：經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親密性及記憶的積累過程，、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等意義的的給予、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

再者，大家不能仅仅做观众或听众，而要借助数字技术成为业余爱好者。数字技术被视为“毒药”，让人上瘾且无法集中注意力，导致所有人的美学经验被齐一化而产生“精神危机”。但是，电子媒体亦可帮助普通人进行艺术创作或表演，打破业余爱好者与职业艺术家的界限，比如用手机拍摄短视频、用单反相机完成摄影作品、用作曲软件谱曲等，艺术的“门槛”在数码时代不断降低。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它（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第四，艺术应重新政治化。斯蒂格勒认为，政治问题是美学问题，反之亦然。因为政治讨论需要他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