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圖）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乾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侯所有的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20、30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差不多年齡，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2百人吧，”一位小夥子說。

 “也許2千人，”另一位姑娘說。

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1萬人。”

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人，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斯大林的繼承者’嗎？” 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裏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 葉甫圖申科回答。

 “喔，我那時才8歲，”她有點迷茫地答道。

1963年是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解凍”時期，當時的《真理報》允許刊登揭露斯大林統治時期陰暗歷史事實的文章。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時期，為統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靈，在蘇聯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忘卻形式：

不只是要忘記斯大林的暴行，而且還要忘掉蘇聯曾在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的，對斯大林暴行的記憶和反思。這令葉甫圖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覺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沒有任何了解過去悲慘事實的知識來源，因為書裏和教科書裏都是不記載的。就連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刊登過的文章，提到誰死了，也還是對死亡的原因保持沈默。……沈默代替了事實，而沈默其實就是謊言。”[i]

“沈默代替了真實，沈默就是謊言”，那麽沈默的是誰呢？僅僅是報紙、書籍、教科書、官方歷史書？還是整個社會都參與了這一沈默？

美國政治學家彌爾（J. S. Mill）曾說過：人們“獲得國家歷史，並因此結成記憶的族群，其實都是與過去的一些事件聯系在一起的”。 [ii]


人民“獲得”的“國家歷史”是那些記錄下來，或者說被權力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被記錄或不被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就此被武斷地從國家歷史中剔除，也從族群記憶中排除出去了。

因此，對歷史真實保持沈默，雖然是從改寫歷史開始，但最終卻表現為族群的集體忘卻。每個沈默的個人，每個在族群中按權力意志來記憶或忘卻的人，都參與在以沈默代替真實，以沈默維持謊言的共謀之中。

集體沈默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的沈默又是怎麽造成的呢？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記住的歷史災禍。這個災禍我們記得嗎？記住了嗎？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迫使大多數人保持沈默的“事件”和“時刻”。這些事件和時刻固然不能忘卻，但是，更不能忘卻的是那個使絕大多數人從“被沈默”到“自覺沈默”的心理過程。

這個過程必須由每個現在正在“被沈默”，或者甚至已經“自覺沈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記憶。記憶必須由集體來保存，但記憶同時也是每一個記憶者自我剖析、反省和懺悔的機會。

這樣的自我反省能使記憶成為一種打破沈默咒語的行動，一種對“正統記憶”的有意識的反抗。

集體失憶總是與權力制造和強加“正統記憶”同時發生。正統記憶是由統治權力所主導的，是用來加強集體失憶，代替集體記憶的偽記憶。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年輕人，因為沒有對斯大林暴政的記憶，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蘇聯強大有力的正統記憶，並把它當成他們應有的集體記憶。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有了“蘇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記憶，有了“蘇聯共產黨具有非凡自我糾錯能力”的記憶。這樣的“正統記憶”取代了對斯大林暴行的真實歷史記憶，它是在幾乎全體蘇聯人對真實歷史的沈默中得到維持的。

打破這個沈默，是重新開始真實歷史記憶的第一步，它要記憶的不是斯大林的 “強國”，而是這個“強國”對蘇聯人的奴役，和迫使他們為之付出的人性代價，其中便包括整個社會從“被沈默”到“自然沈默”的集體沈淪。

一裏裏外外的“一致”營造沈默的假面

絕大多數人一下子都“被沈默”，這樣的事情只能發生在一個權力能夠對所以人擁有絕對掌控力的國家社會之中，擁有這種絕對掌控力的政權就是極權。哈維爾在指出“極權是對每個生活領域的全面控制和影響”的時候，特別強調極權是一種極其“善於變化、適應的意識形態”。

不僅僅是非常嚴密、細致、條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種特殊的糾錯能力。這種糾錯不是改變極權的目的，而是不斷改變為維護統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徑。極權是一種類似於宗教的世俗宗教觀念體系，它可以借用外力資源，包括與它敵對的意識形態（如“市場經濟”、“資本運作”）, 顯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糾正能力。

但是，任何外力資源都必須為極權統治目的服務，因此也一定會被這個統治目的所同化，並轉變為它自身的有機部分。因此，哈維爾指出，對極權要麽是全部接受，要麽是全部摒棄，“不可能部分采用”，而即便是“部分接受極權，也會徹底地影響人的生命”，包括因接受極權所制造的“正統記憶”，而喪失對真實歷史的記憶。 [iii]

極權統治並不能把正統記憶一一放進每個人的腦袋，也不可能把真實事件的經驗記憶一一從每個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組織化”的手段來對所有人一起進行大規模的統一處理的，這種處理的規模和強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極權統治的條件下才有實施的可能。

被處理的人開始也許是被動的，但不久就變得能夠並且願意積極配合。對於這樣一個過程，畢特沃克在《彎掉的脊梁》一書中通過比較納粹和前東德這兩種不同的極權統治的方式來作了揭示。 [iv]


納粹和前東德都是通過極權國家的組織力量，營造全體人民“一致”的景象，並通過形成天羅地網式的“組織”環境，來強迫和維持絕大多數民眾的沈默，其他極權國家的情況與此大同小異。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擺出一種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的陣勢，但只有極權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且也非得做到這一點不可，因為極權統治自稱掌握了絕對的真理，對絕對的真理當然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和看法。

但是，極權統治的最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納粹高層的爭鬥一直就很激烈，所有希特勒不止一次地親自下達命令：內部爭論一定不能外泄。


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 [v] 希特勒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斷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絕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絕對真理所統一。

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