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們是誰」：中華民族共同體對文化身份的價值甄別

相對封閉的生存發展環境容易使各民族停留在本民族的「小民族主義」，局限於「夷夏之防」的民族文化等級觀念和對抗意識，難以形成中華民族「大我」的整體性價值自覺，甚至將「我是誰」和「我們是誰」對立開來。近代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文化入侵使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在抵抗外民族的侵略擴張和救亡圖存的歷史實踐中，各民族關於「我們是誰」的文化身份才逐漸清晰起來。

正如個體只有在面臨共同挑戰和威脅時才能求同存異一樣，一個民族的存亡危機方能真正深刻喚醒其整體的民族意識。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說過：「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梁啟超，第1－2頁)孫中山摒棄了「驅除韃虜」的大漢民族主義情愫，進而轉向對中華民族「大民族主義」的集體身份構建。他指出：「民族主義，當初用以破壞滿洲專制。……何來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個中華民族。」(《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392－393頁)「他者」是一個民族自我意識生成發展的參照系，也只有在與「他者」比對和衝突的張力中才能反思自我的存在方式及價值。在與「他者」抗爭和被「他者」俯視的屈辱經歷中，常常實現了對民族意識和集體記憶的喚醒。中華民族的百年救亡史是對「我們是誰」文化身份的認識發展史，凝聚成中華民族「救亡與啟蒙相互交織」的歷史文化敘事。

作為團結廣大人民抵禦外敵入侵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人在鬥爭中不斷推動著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整體認同。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文化身份主體自覺的里程碑。「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率先喊出「中國共產黨致力於中華民族徹底解放」的政治宣言，向世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堅定決心。中國共產黨倡導構建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表示「我們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鬥到最後一滴血!……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終會有一天，在地球上的東方，雄壯地站起來」。(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第245頁)從此，「中華民族」成為中國共產黨標示鬥爭理想的顯性話語，標志其鬥爭的重點也開始由工人階級的「階級解放」向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解放」轉向。「中華民族的解放，是每一個黃帝子孫，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責任，也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徹底解放中華民族，就是中國無產階級當前的最高利益。」(同上，第456頁)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在拯救民族危亡中實現對「共同體」的實踐呈現與文化詮釋。正是在引領人們實現民族文化身份價值識別中，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並肩負起了引領中華民族價值自覺與繁榮發展的歷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