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编者按：基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本文作者Crogan系统地介绍了斯蒂格勒对于技术哲学的理论探讨，也概述了斯蒂格勒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轨迹。因为内容较多，原文被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编译，上半部分是关于斯蒂格勒的理论的简介，下半部分是关于他社会实践的介绍，和其他学者对他的相关批评。

在上半部分中，对于人类如何在地球上生存和如何不断再生产自己的问题，斯蒂格勒将技术理解为应对这两个问题的阶段性的和策略性的答案。在所有技术中，他又认为关于记忆的技术是最为核心的，电视电影的节目产业不断地生产著真实或虚假的记忆，这些记忆不断地塑造著人类生产的方式，也不断改变著人本身，从而不断地形成了社会群体的特征。

他自己作为学者也不断被卷入这一记忆生产的过程中，而他对于学者的基本立场的理解是：学者应该既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也有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的社会行为，这既是知识本身的要求，也是学者这一身份的社会要求，还是学者这一社会群体实现存在价值的基本方式。

此文作为所编译文章的下半部分，正是阐述斯蒂格勒如何将自己对于学者立场的理解，和他作为学者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与上半部分不同，为了降低读者阅读的难度，此部分文字更多地根据编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来组织，忠于原文的程度可能比上半部分要低一些。文中的概念性词汇较多，编译者的理解可能有误，故配上了英语名称，方便读者自行查询。另外在括号中的说明与举例均为编译者的理解，也望读者注意。

文献来源：Crogan, P. (2010) Bernard Stiegler: Philosophy, technics, activism.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 (2). pp. 133-156


通过面向大众的写作、演讲和组织社会机构的方式，斯蒂格勒试图将自己思想更加通俗介绍给社会，这也是他试图影响当代技术文化的政治行为。这是因为人类的集体记忆被节目产业（program industries）的技术所塑造，人类记忆的真实性受到威胁，他认为这一技术的威胁是国家与资本的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实现的，所以他试图通过蓬皮杜中心中的工作坊和展览对外传播一种“自下而上”的记忆生产方式。因为节目产业试图通过媒体影响人类记忆，所以斯蒂格勒也参与到新型媒体技术的运用之中，找到某些真实的人类记忆来对抗被节目产业所生产的记忆。

第一个项目就是试图追溯19世纪以来的历史，看人类是怎样被生产为“劳动力（labour power）”，又是怎样被进一步转化为“购买力（consumer power）的。另一个“时间线（timelines）”项目则试图通过发明媒体分析软件，来探究节目产业生产人类记忆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通过这些面向大众的项目，斯蒂格勒展示了人类社会中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关系。集体总是试图通过国家调节（regulation）和市场竞争的方式，让个体去适应国家和资本的需求；但是个体总是通过追求个性、摆脱家庭、主动犯罪和建立封闭社区等方式，试图摆脱集体对于个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