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

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 稱之為“悲劇”記憶），而共同情感則是群體記憶的凝聚力所在。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和人道罪行的集體記憶是一種叫“悲憤”的共同情感來凝聚的，這也正是當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所唱出的。對日寇的痛恨和悲憤凝聚了“中國人”這個群體，不然這個群體內部的仇恨、對抗和分裂就會佔據上風。因此，在大講階級鬥爭的歲月里，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件是難以納入超越階級對立的集體記憶的。

對於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來說，集體記憶首先是在課堂里形成的，因為他們的歷史知識主要來自學校教育。在歷史課上，學生們也許會學到如何從不同角度去看待一個歷史事件（如美國和日本對二戰中使用原子彈原因的不同說法），但學生從教科書中得到的並不是純知識性的“客觀”歷史。他們學習的是一種帶有國民教育目的歷史，那便是集體記憶。在教育制度中所傳授的歷史知識總是與一個國家的主流看法、觀念或偏見相一致的，具體體現為對過去事件的性質理解和意義解說。集體記憶的歷史教學與學校之外的歷史教育（博物館、紀念日、傳媒的歷史敘述或政府宣傳）基本上也總是一致的。

集體記憶往往與“戰爭”和“革命”有關。美國有研究者曾對歷史教科書如何塑造美國學生的集體記憶做過這樣的測試。他們讓一些美國大學生回顧三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事件，它們分別是南北戰爭（1861-1865）、二次大戰（1939-1945）和伊拉克戰爭（2003至今），然後要求他們對事件的知識和評價回答一些問題。當問到第一次是如何得知他們所回顧的事件時，85%關於美國內戰的知識來自課本（55%）和教師（30%）；77%關於二戰的知識來自課本（48%）和教師（29%）。伊拉克戰爭尚未編入教本，學生87%的知識來源是媒體，如電視（62%）、報刊（19%）和網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