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瑩:海外華人的公共記憶與族群認同——以印尼馬魯古群島華人為例(6)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政局動蕩,同時東南亞殖民地國家對勞動力需求大增,從而引發大量華人新移民的到來。這期間,來自中國的移民如潮水般湧進印尼,爪哇和馬都拉仍以一戰以前的土生華人人口居多,而外島地區的新客華人比例占到外島華人數量的90%[20]。北馬魯古群島的華人數量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獲得較大的增長。除了特爾納特以外,蒂多雷島、巴占島、馬基安島以及哈馬黑拉島的賈伊洛洛和托貝洛地區相繼出現華人聚居區。新客華人的大量遷入,給北馬魯古群島華人群體帶來深刻的變革。早期受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的制約,定居北馬魯古的華人多為福建移民。隨著19世紀以來殖民者對東南亞海域的開發,來自廣東、海南等地的移民,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華人相繼遷入當地。此外,與已經融入當地的土生華人相比,這些新客華人具備更顯著的中華民族文化特性,與祖籍地保持著更為緊密的聯系。他們在與土生華人的融合過程中,也無形中喚起土生華人的群體記憶和文化認同。隨著殖民者在東南亞的擴張,現代國家的概念被華人所熟知,“僑”的意識開始增強,也激發了當地華人對中華民族乃至中國強烈的民族認同。 

由於人數的增加以及商業的興盛,北馬魯古華人在1946年元旦成立華僑聯合會,後各島建立分會。今當地華人領袖林富英仍保留了三本20世紀40年代特爾納特華僑分會的會議記錄冊,均是用標準的馬來文與繁體中文書寫。如其中一本記錄冊第一頁清晰地載有:

 

華僑全體大會(第一次)日期——西歷新年,1946,下午三時,地點——設在陳良美住宅,到會者共有一百余民。翌日開會之目的即組織華僑聯合會,一九四六元月貳日選舉職員。後又記錄:1946年元月五日郭主席致書特爾那低蘇丹,又致書特爾納低縣佐。並且通知本會業已成立。 

會議手冊上記錄的到會代表雖僅有100余人,但參會的都是在當地具有一定經濟實力與社會威望的華僑男性代表,因而當地實際的華人家庭遠不止100戶。時任華僑領袖林中正、戴佑鵬、何平光老人也表明,到20世紀40年代特爾納特華人已逾千人[21]。根據會議記錄,從1946—1959年,華僑聯合會每月定期集會,商討與本地華人發展有關的各項事宜,包括天後宮的修繕、華文教育計劃、僑批僑匯、行業規范、家庭糾紛處理等內容。透過華僑聯合會的運作,有關群體所擁有的共同規范和發展目標被承繼下來,並指導個體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這些業已被社會組織篩選和推廣的知識,內化為族群長期的公共記憶,發揮著凝聚與整合社群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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