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印尼那些華人聚集的核心區相比，北馬魯古群島僅有的幾個華人社區就宛若他者文化中的孤島。嚴峻的政治環境和族群關係使北馬魯古華人內部更為團結，並增強其作為“北馬魯古華人”的族群意識。不足當地總人口0.5%的特爾納特華人，依賴家族合作經營模式以及族群內部緊密的社會網絡，控制了群島90%以上的商業資本，並壟斷了當地的中轉貿易[30]。盡管在特殊時期，當地華人不能公開顯示華人文化特性，但這並不意味著族群文化的完全斷裂。實際上，他們策略性地選擇以更為隱性的、秘密會社的方式來傳承中華文化。例如在特爾納特島，由於華人與蘇丹王室以及特爾納特族一直延續的友好關係，華人在島內的宗教活動不僅未受到嚴重的破壞，還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1970年以前，特爾納特島天後宮里只供奉媽祖和福德正神等中國東南沿海的地方主神。20世紀70年代末，孔教從萬鴉老秘密傳入特爾納特。到20世紀80年代，天后宮里開始供奉觀音和孔夫子。為避免北馬魯古軍隊和警察局的巡查，仍保有“三教”（儒、釋、道）信仰的華人在天後宮外圍建起三米多高的院墻，關閉了院落大門，周日晚上則秘密從背巷的後門進入天後宮舉行宗教活動，這種活動慣例一直保留至今。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孔教徒還利用周日上午的時間，在天後宮向兒童教授中國文化和孔教知識，當地華人稱之為“周日學校”（Sekolah Minggu）。“紀念儀式”（Commemmorative Ceremonies）和“身體實踐”（Bodily Practices）是保持和傳遞社會記憶最重要的兩種方式。與華人傳統節日和民間信仰相關的紀念儀式的反復操演強化了自者和他者的分類系統。當地華人對已經本土化的華人民俗和禮儀的長期學習，即用身體來理解華人性，並形成基於身體的習慣記憶。正是由於這種區別於其他族群的身體記憶，或者說“身體實踐”的存在，才保證了當地華人文化的慣性和代際延續性。 

三 社會資本化與跨界中華實踐記憶

記憶不是靜止的、遙遠的過去，而是關乎現在的，它被持續的群體實踐所豐富和再創造。阿斯曼（Jan Assmann）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文化記憶”的概念，意指一個社會互動的組織結構中指導行為、經驗的所有知識，依靠反復的社會實踐和儀式而代代相傳[32]。而那些被代際傳承的觀念、邏輯和日常實踐因內嵌到群體行動和社會網絡中，遂由個人、家庭的文化記憶轉化為群體的公共記憶。對海外華人而言，借助族群特有的社會組織和跨國網絡所積累的社會資本來指導實踐，已成為群體公共記憶最關鍵的組成部分。

[29]2015年2月12日笔者在托贝洛华人林昌平米铺的访谈。

[30]资料来源于北马鲁古省商业局2012年的“北马鲁古省个体商业户登记表”，由办事员乌斯曼（Pak Usman）先生提供。

[31]〈美〉保罗·康纳顿着，毕然、郭金华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32]Jan 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 New German Critique, 1995，Vol.65, pp.12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