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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樂:《毛時代的衣食住行》4

行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 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裏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面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 只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 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沒有橋,汽車出城要過輪渡。有一艘鐵質擺渡船,方形,俗稱“鐵烏龜”。汽車開到渡船上,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 樣,慢慢地到了對岸。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經常出事故。跑合肥則更 難。過長江須輪渡。此輪渡進步一些了,機動,也大得多,可以同時擺渡幾輛汽車。屆時,旅客必須下車,隨車站立於輪渡上。輪渡很慢,蒼茫的江水之中如一只甲…See More
Ap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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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樂:《毛時代的衣食住行》3

住涇縣農村的住房情況一般較為寬裕。尤其茂林、黃田、溪頭、陳村、厚岸、包合等地,歷史上文風興甚,經濟發達,讀書識字乃至經商做官人較多,蓋起 大片大片的廳堂樓舍。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資本家被打倒,田地被瓜分,房屋也被瓜分,貧苦農民都分到住房,居住較為寬敞。黃田村空房很多,誰來住 都可以,根本不用租金。住長了,也就變成他的房了。“洋船屋”這組大宅院,占地4200平米,建築面積3700平米,“土改”時除留給原房子主人四間房、一間堂屋和一間竈屋以外,其余分給了七、八戶農民。就是說每戶大約分得近500平米空間,其中建築面積就達400多平米。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別墅,有過之 而無不及。城鎮居民的住房就緊張多了。機關幹部一律由單位或系統安排住房。單身漢數人一間是很正常的事情。1961年我在城關小學當教師,住的是四人一間 的民房和兩人一間的披廈。次年到文教局,與人同住一間。1962年到潘村中學,住在大門口廂房內,約6平米。房內只容得下一張床、兩張課桌和一條方凳。…See More
Ma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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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樂:《毛時代的衣食住行》2

食“民以食為天”,中國的老百姓歷來注重一個“食”字。熟人見面,寒暄之詞往往是“吃過了?”——“吃過了。你呢?”——“吃過了。”然而,就這麽一個“食”字,卻困擾了我們數十年。這裏說的不是“三年大饑荒”,而是平常日子。糧食定量供應,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應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城鎮居民二十五斤半。機關幹部、教師等要多一點,好象是二十七八 斤。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因為他們要帶領學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線工人要多些,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有三十多斤。中學生也有二 十八到三十斤,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育,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給予不同標準。孩子出生,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到糧站辦 理糧油供應證,於次月正式供應糧油。每人月供菜油四兩。農村中的農民稱之為“農業戶”。相對於城鎮“供應戶”,他們則為“另冊”,註定是不平等的。他們由公社大隊決定口糧,每人一年大約三百多斤原糧 (即稻谷),秋後“分紅”時一次性決算。口糧標準遠不及城鎮人口,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是不夠的。能力強會算計的人家,從長計議,厲行節約,多種瓜薯…See More
Ma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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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樂:《毛時代的衣食住行》1

寫一寫衣食住行,看似小事。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之遺事,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又想,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不必求全,也不必求同。毛治下,職工工資先是“供給制”,後為“工資分”。1956年實行“薪金制”。此後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資。以本人為例:1961年中師畢業參加工作,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一年後轉正定級每月34元(後改為行政25級34.50元)。一直到1978年(毛死兩年以後)才開始第一次調資,增加到每月40元。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是很多人常有的事。工資一發,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如此便已所剩無幾,其它開銷只能量力而行。單位一般都成立“儲金 會”,由財務人員主持經辦。每月發工資的時候,每人扣存5元錢(各單位自行約定數額)。手頭拮據時可以向“儲金會”借款,下個月發工資必須扣還;不夠再…See More
Ma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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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怒斥”是說理嗎?

最近,英雄事跡是真是假似乎成了網絡上的熱點。例如,邱少雲為了不暴露軍事機密,身上著了火,到死一動不動、一聲不吭。有人信,有人不信。這並不奇怪。一般人聽了邱少雲的故事,一定會受到震撼。他們會用自己的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來設身處地地想象當時的可怕情境。懷疑邱少雲的是一些對自己意志力和痛苦承受力沒有把握的人;而堅信邱少雲的則大概是另外兩種人:一種是親眼所見,雖然自己做不到,但因為見證了邱少雲的行為,不能不相信。另一種是自以為,要是他自己,一準也能做得到。要說服懷疑者相信邱少雲確實是特別能忍受肉體痛苦的英雄,最好的證據是親眼所見——我當時就在場,事情是我親眼所見。但是,即便如此,也還是應該允許懷疑者就目擊證據提出疑問(在說理中,這叫rebuttal),例如,有人會問,是不是在邱少雲被活活燒死之前,已經因為燃燒彈的毒氣昏厥或死亡?不僅是邱少雲,關於黃繼光也有類似的疑問和事實證明問題。在心平氣和的討論中,提出疑問和提供證據都是為了探求真實,發怒不利於這種以求實為目標的討論。這從“怒斥者”的辯論方式就可以看出來。有一篇《女主持人質疑“黃繼光是假的”…See More
Ma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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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耳順和中聽不一定是“好話”

日前,一名領導幹部在會上說:“敬重是對同志的態度,班子就要搞好團結,上級說下級的壞話是無能的表現,下級說上級的壞話是無德、缺德的表現。大家要用心珍惜、用情呵護一起共事的緣分與友誼。”對此,中國紀檢監察報5月15日發文批評倡導如此上下級關系,稱這不符合現代民主與法治的精神。其實,好話和壞話都要分是當面說的,還是背後說的。一般背後說的,壞話居多。這種壞話是當不了真的,不過是流言蜚語、暗地中傷、嚼舌根,屬於私德範疇,與公共生活中的民主和法治沒有太大關系。討論上下級關系中說好話還是壞話,應該是指當著面認真地(至少看上去是認真地)說出來的話。這才需要放到民主與法治的語境中來討論。在人們還遠沒有民主法治觀念的古代,上下級當面怎麽說話就已經是一個權力關系的問題。上級對下級不說好話,或者哪怕是說很多壞話,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下級對上級怎麽說話。下級不得不對上級說好話早就是普遍現象了。所謂“好話”,首先是上級聽了順耳,覺得舒服的話。“好話”還可以是另外兩重意思之一,或兼而有之:一、這話對上級有益;二、說話的動機(想要有益)是好的,不懷惡意的。這兩重意思都極難確定。有益無益是由上級說了算的,說話者的動機是善…See More
Ma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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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毛時代的歷史、神話和記憶

神話和記憶被視為不斷改變和重構的歷史。著名希臘文化研究者維爾南(Jean-Pierre…See More
Ma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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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當今中國“火大”的社會

在一般人的理解裏,“火大”就是單純的發怒或憤怒,避免火大只須發火的人克制自己就可以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火大並非就是人們所說的“憤怒”,作為一種人的普遍情緒,憤怒並不是單一的,而且是一個情緒的範圍,從生氣、發火、到動怒,再到暴怒,火大從開始還有理性,可以克制,但漸漸失控,以至怒不可遏、因失控而狂怒,完全失去理性。…See More
M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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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誠實的政治 清晰的語言

含混的語言、空洞的文體往往和冠冕堂皇、閃爍其詞的騙術相輔相成。2009年9月27日,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維廉·沙費爾(William Safire)去世。沙費爾出過許多小說、政治著作,曾獲普利策獎,被認為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專欄作家。但他最大的思想遺產,恐怕是他為《紐約時 報》語言專欄所寫的文章。其中有不少對語言的社會、政治意義的獨特見解。就在他去世前幾天,我還在課堂上引用過他的一篇題為《不要這麽寫》(Neverism)的文章。這篇構思巧妙的文章包括了45個句子,每個句子都是 一個包含某種語法、句法、用法錯誤的陳述,而這個陳述所說的又正是這個錯誤。這些錯誤都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使用者常犯的,不過只要留心,也還是可以避免的。 例如,Don't use no double negative (不要使用雙重否定),這個句子本身就用了雙重否定。沙費爾的目的不僅僅是要糾正人們的語法錯誤,而是要提醒他們,邏輯、理性的思想離…See More
Feb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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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語言中的“任性”

有一篇《翻譯不知道如何翻譯“大家都很任性”》的報道說,全國政協發言人在回應反腐問題時表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的態度是一致的,用網絡熱詞,“大家都很任性”。譯員當時與發言人溝通,詢問“大家都很任性”是什麽意思。這雖然不過是一則“花絮”報道,但卻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如何在公共話語中使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來作清晰的表述。在漢語的習慣用法裏,“任性”是一個貶義詞,說一個人任性,是指他由著性子,沒有約束、放縱胡為、不負責任。說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在反腐問題上“任性”,會讓人以為,這樣的反腐是隨意胡來,既無道德依據也無司法章程,想怎麽搞就怎麽搞。難怪翻譯會聽得一頭霧水,不知道該怎麽翻譯了。翻譯必須是認真的,要吃透了說話者的意思才能正確地用另一種語言傳達出來。認真的翻譯必定不能“任性”。翻譯不知如何翻譯,是因為說話者自己太任性,想怎麽說就怎麽說,弄得別人摸不透他的意思——“反腐”是一件好事,怎麽用“任性”這個貶義詞來說明它的成就呢?怎麽能說反腐是任意胡來呢?其實“任性”本來是很容易翻譯的(They just do what they want to…See More
Feb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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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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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9

希特勒青年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2年,希特勒當時要求建立一個屬於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的青年運動組織,這個組織隸屬於沖鋒隊(SA),1922年5月,國社德國工人黨的青年團正式成立。它由蘭克(Gustav Adolf Lenk)領導,為時不長,只維持到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屋政變。1925年,庫爾特·格魯伯(Kurt Gurber)重振青年團,形成了完整的組織體系,團員開始身著制服,1926年正式改名為希特勒青年團。1931年希特勒任命施拉克(Baldur von…See More
Feb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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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8

八 黨化教育中的“英雄故事”納粹黨化教育的歷史是以黨國歷史為中心的,然後再作歷史的回溯,往過去倒敘。其他黨化教育的歷史大多也采用這樣的“歷史倒敘”法。這種歷史倒敘是為了突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最終方向,這當然是由黨國代表的。過去的,更久遠以前的歷史,它的意義是由歷史終結推導出來的,這就像一部戲劇,結尾不同,前邊細節的意義也會完全不同。黨國戲劇歷史的重要歷史人物(“角色”)是“英雄”,其中黨國最大的首領便是最大的英雄,然後是其他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例如,納粹德國小學一年級課本中介紹了33位歷史人物,前10位依次是希特勒、興登堡、戈林(納粹副元首)、霍斯特·威塞爾 (Horst Wessel, 納粹活動家,於1930年被殺後,被追授為納粹運動的英雄)、諾庫斯(Herbert Norkus,希特勒青年團員楷模,遭共產黨殺害的烈士)、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愛國英雄,被法國人殺害)、奧托·愛德華·韋迪根(Otto Eduard…See More
Fe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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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7

七 黨化教育中的“歷史”在納粹的黨化教育中,歷史課與生物學同樣重要,納粹用歷史課進行它的黨義世俗宗教灌輸,歷史課成為直接講述元首和納粹黨光榮鬥爭史和勝利發展史的地方。納粹教育要求學生學習歷史,首先要端正學習者的身份: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德國人,而納粹的歷史也正是以教導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是德國人為教育目標。納粹的歷史書有兩個基調:一個是歷史的緊迫感,時不我待;另一個是激情燃燒,不怕犧牲,去爭取勝利。這種基調的歷史敘述訴諸於情感與沖動,是勒龐在研究群眾心理的《烏合之眾》中所分析的那種群眾性情緒感染和宣傳。與生物課本訴諸於“類比”這種非說理邏輯的“科學分析”一樣,歷史課本訴諸於熱烈的情感聯想,而非理性分析。客觀、冷靜的歷史思考本不是納粹黨化教育的目的,納粹歷史課本介紹的是經過“創造性解釋”的歷史,用來形成學生的正確思想覺悟與指導他們按黨的意志來行動,忘我地投入到群眾運動的歷史洪流中去。[xxxiv]1933年前,投入納粹運動的是“熱血青年”,歷史學家梅涅克(Friedrich…See More
Fe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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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6

將生物法則運用於解釋歷史上一些民族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希特勒一人,但他的唯意志論卻與那些主張自然決定論的歷史學們全然不同。例如,瑞士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kob…See More
Fe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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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9

Jemaluang 三板頭·'s Blog

朱普樂:《毛時代的衣食住行》4

Posted on March 18, 2018 at 6:41pm 0 Comments

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 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裏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面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 只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 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沒有橋,汽車出城要過輪渡。有一艘鐵質擺渡船,方形,俗稱“鐵烏龜”。汽車開到渡船上,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 樣,慢慢地到了對岸。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經常出事故。跑合肥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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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好的社會需要好的說理(下)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7am 0 Comments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求知:你剛剛出版一本《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主要是講理性思維與口頭及書面表達。講理與“說理”是一種什麽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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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好的社會需要好的說理 (上)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7am 0 Comments

——《長江日報》“求知”欄目的訪談



【記者楊於澤】記者國內曾有人撰文呼籲“全社會必須恢覆講理的風氣”,獲得廣泛共鳴。之所以有共鳴,是因為人們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有理說不通”的現狀有切膚之痛。有理說不通,是因為一些人、一些機構“不講理”,這主要表現為:有人動輒抖狠,甚至口未動而拳頭先動;有人凡事喜歡“選邊站”,黨同伐異;有人自以為真理在握,不屑於公開的辯論。最有害的是,有人迷信權力,蔑視“草民”。(這是就徐賁新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的專訪)。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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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生活和群體幸福(下)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7am 0 Comments

《華夏時報》:據您的觀察,中國現在的公共生活是一種什麽狀態?與您說的“好的公共生活”有哪些距離?

徐賁: 當前公共生活整體性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如憲政法治無法落實、公民權利難以保障,公共輿論言路不暢、濫用權力得不到遏制、社會生活缺乏真實和誠實、道德腐敗和犬儒主義彌漫、經濟發展破壞環境,竭澤而漁、公共話語粗暴強梁,缺乏理性、學校教育缺乏人文價值,如果我們承認這些缺陷,那麽,我們會說,中國的公共生活離開“好”的程度,還有相當的距離。我書裏的文章,無論是直接議論還是用對比來暗示,都是為了提醒這個距離才寫的。

《華夏時報》:我們如何到達一種“好的公共生活”?

徐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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