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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說理的心理學視角

人們常常用“腦殘”“傻逼”——也就是罵人話的“神經病”——來蔑視地稱呼某些“不可理喻”之人,哪怕所謂的“不可理喻之人”並不真的有精神的疾病。然而,試想,如果你的工作是與真有精神疾病的人溝通和交流,是不是就真的全然無法溝通呢?心理治療醫生所擔任的就是這樣的工作。他們不僅需要有比一般人更好的溝通技能,而且還需要對人際溝通的實質意義有更深入的見解。美國心理治療專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就是這樣一位對人際語言交流有不凡見解的心理治療學大師。羅傑斯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概念極大地影響著他的行為。心理變態者主要是由於他有一種被歪曲的、消極的自我概念的緣故。如果他要獲得心理健康,就必須改變這 個概念。因此,心理治療的目的就在於幫助病人或患者創造一種有關他自己的更好的概念,使他能自由地實現他的自我,即實現他自己的潛能,成為功能完善者,而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用語言與他人交流的功能。羅傑斯是人文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他與心理病人溝通的目的是協助病人實現潛在的自我,秉承三個基本的人文原則:一、無條件地積極關註(unconditional positive…See More
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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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中國人的“習得性無助”

有報道說,淮安柴米河最近幾年河水越來越臟,發綠的河水常年散發著陣陣怪味。2014年4月25日,省市政風熱線聯動直播走進淮安。住在河邊的陳女士帶著一瓶河水走進了直播現場,當著在場的環保局局長面下跪,請求盡快治理柴米河汙染。有一篇以《“跪求治汙”一定管用嗎?》為題的評論,對這麼做是否“管用”提出了疑問,題目中“一定”二字其實是多余的,因為文章的實際結論不是“不一定有用”,而是“肯定沒用”。這大概也是絕大多數人看了“跪求治汙”報道後的真實想法。他們會覺得這位陳女士很傻,跪求治汙除了自取羞辱之外,肯定不會有任何結果。確實,陳女士的“跪求”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要求”或“請求”都無效、都沒用的結果,她不會一開始就跪求,必定是試過了其他方法。正如評論所說,“如果不是問題解決無門,誰會當眾下跪呢?”柴米河邊的民眾深受汙染之害,如果為了解決與他們健康和生命息息相關的汙染問題,必須非下跪不可的話,如果他們還相信跪就能解決問題的話,那麼,去跪的也許不會只是陳女士一人。他們為什麼都沒有這麼做呢?是因為這麼做太沒有公民的尊嚴,太沒有做人的體面?還是另有別的原因呢?人們從自己以往的經驗發現,再怎麼求也不會起作用,…See More
Ju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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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好的社會需要好的說理 (上)

——《長江日報》“求知”欄目的訪談 【記者楊於澤】記者國內曾有人撰文呼籲“全社會必須恢覆講理的風氣”,獲得廣泛共鳴。之所以有共鳴,是因為人們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有理說不通”的現狀有切膚之痛。有理說不通,是因為一些人、一些機構“不講理”,這主要表現為:有人動輒抖狠,甚至口未動而拳頭先動;有人凡事喜歡“選邊站”,黨同伐異;有人自以為真理在握,不屑於公開的辯論。最有害的是,有人迷信權力,蔑視“草民”。(這是就徐賁新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的專訪)。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求知:現在無論網絡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彌漫著一股不說理、不講理的空氣,開口就罵,動輒比拳頭。…See More
Ma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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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生活和群體幸福(下)

《華夏時報》:據您的觀察,中國現在的公共生活是一種什麽狀態?與您說的“好的公共生活”有哪些距離?徐賁: 當前公共生活整體性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如憲政法治無法落實、公民權利難以保障,公共輿論言路不暢、濫用權力得不到遏制、社會生活缺乏真實和誠實、道德腐敗和犬儒主義彌漫、經濟發展破壞環境,竭澤而漁、公共話語粗暴強梁,缺乏理性、學校教育缺乏人文價值,如果我們承認這些缺陷,那麽,我們會說,中國的公共生活離開“好”的程度,還有相當的距離。我書裏的文章,無論是直接議論還是用對比來暗示,都是為了提醒這個距離才寫的。《華夏時報》:我們如何到達一種“好的公共生活”?徐賁:…See More
Ma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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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生活和群體幸福(上)

關於《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的訪談 《華夏時報》(任孟山): 書名定為《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說,在您的內心中存在著“好的公共生活”的標準,是什麽? 徐賁: 是的,就像我在書的簡介中說的,“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來保障群體共同的幸福,它的倫理導向是鼓勵美德,它的價值內涵是維護尊嚴,它的理智狀態是推崇真實,它的智慧傳統是接受教訓。”可以說,美德、尊嚴、真實是好的公共生活的三要素。 好的公共生活應該是共和政體下的憲政法治和民主生活,因此,它需要有共和的美德(守法、愛國、納稅等等),同時需要維護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觀(個體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平等、尊嚴、人權),它還必須以真實為人際交往和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準則,真實同時也是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如果不能與過去的錯誤切割,就不可能造就比較好的現在和未來。所以,公開承認過去的錯誤,汲取這些的錯誤的教訓,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公共生活必須是憲政法治和民主的,這一點在中國和別的國家是沒有什麽區別的。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好生活,與威權的國家主義好生活不同。單單共和並不能保證實現人本主義的好生活,因為共和中包含國家主義的因素,它…See More
Ma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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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網絡行為的“暗室效應”

人們注意到,許多網絡匿名發言暴戾囂張、尖酸刻薄、粗魯下流,這樣的行為經常對他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有人提出網絡實名制的主張,認為惟有如此才能改變不良的網絡行為。毋庸諱言,網絡匿名發言是一種黑暗中的行為,而其不端往往由黑暗而生。19世紀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人生行為》(The Conduct of Life,1860)中就說過,“瓦斯燈是最好的夜間警察,世界也必須由最無情的公開來保護。”(當時街道照明用的是瓦斯燈)這個比喻被用在2010年初美國《心理科學》雜志發表的《好的燈是最好的警察》(Good Lamps are the Best Police)一文裏。這是心理學家鐘承博、萬麗莎·邦士(Vanessa K.…See More
Ma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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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整容”的政治與倫理

網上有一篇題為《張藝冬:我建議全國人民都整容成雷鋒》的訪談。看到題目,我先以為是誰在搞笑作怪,沒想到是正兒八經的對談。事情的主角是擁有“安徽好人”、“中國好人”等眾多榮譽稱號的安徽籍青年張藝冬,今年2月20日,他在安徽合肥某醫院接受了微整形註射手術。3月3日,他召開新聞發布會,身著軍裝,以雷鋒形象公開亮相。張藝冬說,整容能使他“照照鏡子就想起雷鋒,起到督導作用”。他表示還要將向公安部門遞交申請改名雷鋒,“以後大家請叫我雷鋒,或者喊我雷哥”。這則“政治整容”的消息讓我想起倫理寫作班上學生們討論過的一篇文章《來自柳葉刀的自信:整容外科的倫理》(Self-Esteem from a Scalpel: The Ethics of Plastic Surgery),作者是美國口腔外科醫生博巴特(Richard J.…See More
M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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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的“課程理論”區別

讀到一篇《人人叫好的外國大學小班討論課,中國大學做起來為何阻力重重…See More
Ap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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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的經典閱讀與人文教育 下

第二部分的文章是我對人文教育重要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列奧·施特勞斯的一些思考,集中在他對人文教育的理解、他的精英人文理念與美國民主教育現實的差距、他與美國自由民主理念若即若離的關系。在中國,對施特勞斯的介紹很少有專門討論他人文教育理念的,幾乎全都集中在他對現代性的危機感和對自由主義、自由民主的反感。這是一種國內“新左派”的政治解讀,與這個世紀初曾經紅過一陣的“施米特熱”一樣,是少數知識分子為表現政治轉身新姿態的“學說挪用”。我在這一部分裏介紹了兩部論施特勞斯的專著,作者分別是美國和加拿大學者,他們的解讀比“新左派”的解讀應該說是更為客觀、全面和周全的。第三部分裏的經典閱讀是學術和理論性的,但思考的背景和問題意識卻是現實的,涉及公民(不)服從和公民(不)合作、古代弒君和現代革命、古代帝師和現代智囊、政治與人性、制度腐敗和人民腐敗、政體改造。同時也涉及人文經典閱讀的當下社會意識、高等教育的理念與價值觀,以及人文教育的一些周延問題,如經典著作與現代閱讀語境、知識分子的使命與作用、學術的職業化與公共性、人文學術和學問的政治環境、極端境遇中的自由、知識和公共語言。在一個公民社會健全,公民文化發達的民…See More
Ap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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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美國的“通識教育”與“人文教育” 上

不久前,共識網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大學之外:通識教育為什麽重要?》的譯文,原文作者是美國馬裏蘭州安納波利斯的聖約翰學院院長克裏斯托弗·內爾森(Christopher B. Nelson),評論的是威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校長邁克爾·羅斯(Michael S. Roth)的同名新書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耶魯大學出版社,2014)。譯者把“liberal education”譯成“通識教育”,這是值得商榷的。國內教育和知識界人士常有將“通識教育”誤以為就是“人文教育”的,這可能是因為談論“通識教育”的人士自己並沒有從事人文教育的實際經驗,只是在理論層面上隨意發揮。其實,在美國大學的實際課程設置和教學目標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識教育(general…See More
Ap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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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 | 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 下

徐賁:對地溝油、牛奶品質、拖欠農民工工錢、隨意拆遷、大吃大喝這樣現象進行批評,可以從不同角度,在不同層面上進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有人直接批評和譴責壞事,這是一種批評。有人進一步剖析這些壞事,揭示它們的深層危害,這又是另一種批評。一般人,包括普通報紙記者和民眾,都能做第一種批評,它涉及一個社會普遍的正義感和良心意識。一個社會裏的公民教育越好,普遍正義感就越強;公民們越是善於自我治理,也就越是能及時對壞事進行批評。但是,有的問題是需要從深層性質去揭示的,這就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把道理說得更透徹一些,幫助一般民眾對類似的問題有所聯想,有所重視。例如,有人批評中國廁所裏經常沒有手紙,因為自私自利的人把手紙拿走了。像這種缺乏公德的現象,人人都可以批評,不一定非要公共知識分子不可,當然,知識分子也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是,如果人們把廁所經常會沒紙看成是一個公共道德不良和人際間缺失合作的問題,那麽,知識分子則應該把這種性質的問題說得更透徹一些,也有能力這麽做。例如,他們可以指出,拿走手紙的人違反了使用廁所應該遵守的公共規則。如果所有如廁者都遵守規則使用手紙,那麽每個人都能得到他那一份小小的…See More
Ap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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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 | 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 上

在不同國家裏,啟蒙的自由任務並無大的不同。啟蒙的對象要認同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普遍價值,不要因為觀念偏執、思想懶惰、愚昧習慣而對啟蒙有抵制的情緒。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采寫:鳳凰網主筆 張弘公共生活不健全造成啟蒙困境鳳凰網:《什麽是啟蒙》開篇,康德就為啟蒙下了定義:“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在你看來,何謂啟蒙?徐賁:康德對啟蒙所做的是一個經典的定義,它的要義是,人要脫離自己加於自己的不成熟,這是自己解放自己,為自己爭取思想、心靈、精神的自由。所以他說,“公眾要啟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康德還說,啟蒙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卻聽到從四面八方都發出這樣的叫喊:不許爭辯!軍官說:不許爭辯,只許操練!稅吏說:不許爭辯,只許納稅。神甫說:不許爭辯,…See More
Ap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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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變“斷言”為“說理”

人們經常有一個誤解,以為對什麽事情有一個想法或信念,只要說出來,就是說理,因為“理”已經在他的話裏了,或者他說的話就是“理”。這是不對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結論,人們可以憑印象、偏見、習慣對許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結論,既沒有考慮到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沒有想過要如何才能說服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如果僅僅說出一個看法或下一個結論,而不為此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麽,看法或結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說法,說法不等於說理,關鍵之一便是有沒有理由。 網上有一個長微博《2014甲午決戰,讓網絡陣地紅旗飄揚!》,3600多字,居然全是結論和斷言,沒有理由。取一段為例,“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決戰,以網絡為戰場,拿鍵盤做武器,用思想去搏殺,不為攻城略地,只為捍衛信仰,維護愛國精神、民族大義和社會正氣。這是一場決定民族命運的正義之戰,自衛還擊,人人都是戰士,網絡義勇軍仍將擔負平凡而偉大的沖鋒使命。”從公共話語分類來說,只有結論沒有理由的主張只是“非說理”,而不是“說理”。非說理的話語也許有它自己的用途(宣傳、動員、蠱惑、命令、指示、攻擊、譴責、謾罵),但那些用途都不是說理。…See More
Feb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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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下

參加青年團(在東德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是青少年政治成長的下一步,1950年代,東德有35%的適齡者是青年團員,到了1960年代,幾乎所有的適齡者都是青年團員了。 [xiii]少先隊和青年團的不斷擴大,乃至共產黨組織本身的不斷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種由“同伴壓力”維持的牢籠式管制環境之中,牢籠越大,鎖鏈越長。在這樣的組織牢籠中,組織內的人覺得自己比在籠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籠子裏甚至成為一種 “優秀”和“榮譽”的身份標志。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叫咋想就咋想”成為一件光榮的,比組織外人“先進”的行為,也是一件能夠引起許多組織外人羨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組織所起的作用是把群眾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圈子,迫使那些內部的人更加順從,而同時誘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順從。即使在這種“光榮”誘惑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團和入黨,入了會有好處,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顯的好處,總比不入要強,因為不入差不多肯定會有害處。別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處都沒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選擇。 德國政治學家諾埃勒-尼曼( Elisabeth…See More
Fe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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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中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佩爾則( Arvīds Pelš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一致通過”也是東德政治局開會的常態,至少是對外的一致口徑,1989年10月政治局罷免總書記昂立克,昂立克自己投的也是讚成票。…See More
Fe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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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上

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幹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侯所有的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20、30人吧,”她答道。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差不多年齡,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2百人吧,”一位小夥子說。 “也許2千人,”另一位姑娘說。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1萬人。”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人,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斯大林的繼承者’嗎?” 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裏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See More
Fe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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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好的社會需要好的說理(下)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7am 0 Comments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求知:你剛剛出版一本《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主要是講理性思維與口頭及書面表達。講理與“說理”是一種什麽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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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好的社會需要好的說理 (上)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7am 0 Comments

——《長江日報》“求知”欄目的訪談



【記者楊於澤】記者國內曾有人撰文呼籲“全社會必須恢覆講理的風氣”,獲得廣泛共鳴。之所以有共鳴,是因為人們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有理說不通”的現狀有切膚之痛。有理說不通,是因為一些人、一些機構“不講理”,這主要表現為:有人動輒抖狠,甚至口未動而拳頭先動;有人凡事喜歡“選邊站”,黨同伐異;有人自以為真理在握,不屑於公開的辯論。最有害的是,有人迷信權力,蔑視“草民”。(這是就徐賁新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的專訪)。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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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生活和群體幸福(下)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7am 0 Comments

《華夏時報》:據您的觀察,中國現在的公共生活是一種什麽狀態?與您說的“好的公共生活”有哪些距離?

徐賁: 當前公共生活整體性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如憲政法治無法落實、公民權利難以保障,公共輿論言路不暢、濫用權力得不到遏制、社會生活缺乏真實和誠實、道德腐敗和犬儒主義彌漫、經濟發展破壞環境,竭澤而漁、公共話語粗暴強梁,缺乏理性、學校教育缺乏人文價值,如果我們承認這些缺陷,那麽,我們會說,中國的公共生活離開“好”的程度,還有相當的距離。我書裏的文章,無論是直接議論還是用對比來暗示,都是為了提醒這個距離才寫的。

《華夏時報》:我們如何到達一種“好的公共生活”?

徐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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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公共生活和群體幸福(上)

Posted on May 26, 2017 at 9:55am 0 Comments

關於《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的訪談



《華夏時報》(任孟山): 書名定為《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說,在您的內心中存在著“好的公共生活”的標準,是什麽?



徐賁: 是的,就像我在書的簡介中說的,“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來保障群體共同的幸福,它的倫理導向是鼓勵美德,它的價值內涵是維護尊嚴,它的理智狀態是推崇真實,它的智慧傳統是接受教訓。”可以說,美德、尊嚴、真實是好的公共生活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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