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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無信仰的拜偶像是一種精神墮落(上)

在網易上看到四川省綿陽市南山的一個寺廟——紅恩寺的一些照片*。這個小廟除了供奉著一般廟裏常見的菩薩外,還供著紅色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塑像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紅恩寺的楹聯是“打天下,…See More
Feb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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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讓公民交談代替群眾吶喊

社會學家莫斯科維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時代》中把“交談”稱為民眾的鎮靜劑,早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塔德(Gabriel…See More
Fe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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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群眾激情宣泄的“羊咬兔子”

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群眾的民意宣泄總是會保持應有的警惕,因為這種宣泄具有極大的不可預測性,也是極不穩定的,它既是偏執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其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共同偉業),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其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誇耀自己的不寬容、狂熱和暴力。有兩種群眾理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群眾的這種兩面性,一種是強調群眾的盲目激情、愚忠和暴力破壞,另一種強調群眾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在失序中尋找“羊咬狼”的機會。第一種理論以勒龐(Gustave Le…See More
Ja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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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夢想與現實條件

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只有明智的公民才會有理性清明的夢想。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受到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啟蒙,不能成為明智的公民,他們的夢想很可能是被誤導、蒙騙或愚弄的幻想。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需要探究的不是哪一種夢更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衝動,而是哪一種夢更適合人民的現實需要,更能使社會生活優秀和高尚起來。美好和美妙的好夢並不難做,難的是實現夢想,而不是用夢想來逃避和美飾現實。一個國家的夢想是它具有前瞻性的自我期待,這是一種政治倫理意義上的“好生活”和“好社會”想像。夢想所期待實現的不僅是未來,而且是好的未來。在一個國家裏,具有這種想像的意願、能力和行動的人,自然而然成為其他人的教育者和領導者。然而,問題是,誰是這種政治想像的主體呢?由誰來擔任想像者呢?想像的目標是否具有實現的條件呢?怎麽才能確保想像者不是在自欺欺人,或者存心讓別人上當受騙?古典共和的理念是,應該由最有德性,最優秀的人來擔任城邦的領導者,為人們想像和規範好的生活。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精英”領導。精英是由精英認可和挑選出來的,因此,古典共和只能是貴族寡頭的政體。古典共和並不需要為少數人的寡頭統治而感到憂慮,因為領導者都是以共同體利益為…See More
Ja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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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大眾幸福學中的“自由”

在美國的大眾幸福學中,幫助人們提升幸福的六個方面的“如何”建議是:如何無須害怕地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煩惱和恐懼、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能建立好的關係、如何以平靜的心態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幸福感(happiness)是一個主客觀結合的生存整體狀態評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在他的積極心理學中提出一個幸福公式: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大眾幸福學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說是包含在“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訓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先天遺傳素質”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實現的。只有自由關係到幸福的“後天環境”,需要放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和實現。從社會學和經濟學來說, 這個大的環境是“福祉”(well-being),而從倫理學或哲學來說,就是“好生活”(good…See More
Ja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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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中國人拜偶像的心靈危機

不久前,一張北京某中學學生校園內拜高考狀元的照片引發很多人關注。圖片中,一個穿著校服的男孩子在兩個人像牌前鞠躬,敬禮。這兩個人像牌上的是高考狀元。中學生向兩位高考狀元偶像祈求,無非是想分享他們高考的好運。這令人想起2010年10月31日,廣州市一位常務副市長到城隍廟內拜海瑞,拜求“保佑建設系統沒有腐敗分子”。如今,中國各地的廟宇、道場香火鼎盛,許多人未必是真正的佛道信眾,但卻逢廟必拜,拜的都是偶像。不久前更有一個偉大偶像真實存在的轟動性科學證明,說山西省吉縣人祖山媧皇宮女媧塑像下所發現人骨,經北京大學C14同位素測定,人骨的年代距今約6200年前,搭配明代書墨題記,被專家們認定可能是傳說中史前三皇時代的女媧遺骨。在今天的中國,越是普遍地缺乏信仰,越是幾乎所有人都準備相信無論什麼東西,而這種相信則是以種種荒誕不經的拜偶像表現出來。拜偶像的盲目祈求是許多人在遭遇心靈危機時饑不擇食的舉動,神佛仙道或別的人物成為在冥冥中左右他們命運或生活質量的神秘力量。拜偶像與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最重要的一個區別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反對拜偶像。拜偶像是一種圖騰、薩滿式的實用主義崇拜,而宗教卻要把人引向一個…See More
Ja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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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人文與言論

人文主義的諸多成就之一便是將“人格”的觀念引入了人的言論,它讓我們看到,自由或不自由的言論最終會給人打上不同的人格印記。自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經典名著《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1860)問世以後,人文主義(humanism,簡稱“人文”)便成為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常用的說法。“人文”有不同的側重,有的用它來泛指人的尊嚴,用以區別中世紀以上帝為中心和文藝復興以人為中心。有的用它來指人文學者們(humanists)所傳授的課目,也就是“人文學科”(studia…See More
J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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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文化”的啟蒙和教育責任

最近,在討論文化體制改革問題中,有人提出要“實現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同發展”。其實,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所包含的“文化”並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文化事業必須以教化和教育為其使命,而成為產業的文化,則以賺錢為目的。顏淵向孔子問“為邦”之道,孔子答道∶“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See More
J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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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作為歷史證詞的口述史

2月10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了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口述史研究者所面臨的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機:是否要向聯邦檢察官交出他們手中的一些口述史材料。這件事其實在去年5月間就已經有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當時美國聯邦檢察官就曾要求波士頓學院交出兩名研究人員在北愛爾蘭收集到的口述史材料,看來這件事一直到今天尚未解決。這些材料是在1990年代末,由兩位口述史采訪員在北愛爾蘭收集的。接受口述采訪的是1970年代北愛爾蘭武力沖突中的一些雙方人士,有愛爾蘭共和軍方面的,也有效忠英國的。當時,口述史采訪者向受訪者作出了保密的承諾。可是,10多年後的今天,英國當局要求得到由兩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所作的口述陳述,為的是要用這些材料調查一些愛爾蘭共和軍人士於40多年前犯下的謀殺和綁架罪行,其中有一樁涉及9名愛爾蘭人因向英國當局提供情報而失蹤的案件。在英國當局的要求下,美國聯邦檢察官協助向波士頓學院強行索取口述史材料。這兩名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所提供的口述史材料中有涉及傑瑞·亞當斯(Gerry…See More
J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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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選民對政客的“審慎信任”

從歷史上看,可以說,民主的歷程是一個選民被政客“騙”的精明過程。政治人物不斷向選民承諾他們想要的東西,以爭取他們的選票,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無法兌現或充分兌現承諾。政治人物不斷的承諾和幾乎可以預料的拙於兌現,週而覆始地把選民“騙”得成熟起來。然而,這不等於說選民應該再也不要相信任何政客,而是說,即使有了被“騙”的經驗,在憲政法治和民主選舉制度裏,選民們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對政治人物保持一種謹慎的信任。如果一國人民不能對政治人物保持這樣的信任,整個社會便會陷入徹底的犬儒主義之中,既失去了期待改革的希望,也放棄了監督政治人物的責任。公民政治的成熟同時表現為對政治人物和大眾犬儒主義的雙重警惕,美國選民如何看待“被騙”的經驗便是一個例子。在一般美國選民看來,政治家拙於兌現承諾,尤其說是“欺騙”(deception),不如說是“偽善”(hypocrisy)。這是因為,說一個人欺騙你,你必須證明他從一開始就有行騙的意向和動機,而在能確證這一點之前,你不能指摘他是欺騙。這和法律審判的無罪推定是同一個道理。“偽善”與“欺騙”不同,它不是一種道德指責,而更是一個事實陳述。一個人說的與做的不一樣,這是可以用…See More
J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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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警惕“非人化”背後的敵意

繼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不少人是“狗”和“王八蛋”後,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資刊登侮辱內地人的廣告,把內地人暗喻為“蝗蟲”,甚至還編了“蝗蟲歌”。有評論批評唱“蝗蟲歌”的,說是“與香港開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實,就算在不如香港開放包容的國內,把香港人辱罵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惡劣的“非人化”行為,在道德和倫理上也是不能允許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將一些人或一部分人類異化為非人的生物。與單純將人比喻為動植物(如雄鷹、駿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像動機和心理往往是敵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許多戰爭的宣傳動員和心理準備,它把“敵人”想像和描繪成“異類”,在人類等級上低於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們排除在人類之外。這些戰爭不僅發生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而且也發生在階級或政黨之間。將別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種習慣和思維方式,會對一個國家的社會和人民造成極大的人性傷害,使他們變得殘忍、暴戾、非理性、充滿仇恨、喪失人性。人類學家蒙塔古和麥特森(Ashley Montagu and Floyd…See More
Dec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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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集體記憶的倫理和往事紀念的權利

集體記憶是一種有別於“歷史”的社會群體自覺意識,集體記憶總是發生在特定的人群範圍之內,不僅不在無限範圍中被普遍認同,而且還會受到一些群體外力量的抵制或壓制。因此,集體記憶也常常被研究者稱為公共記憶、社會記憶、文化記憶、團體記憶、歷史意識、記憶鬥爭等等。作為一個抽象的人群,“集體”並不能像個人那樣進行一種可以稱作為“記憶”的認知心理活動。集體不能回想往事,只有具體的個人才能有這樣的思考行為。因此,集體記憶不是由集體來進行的活動,而是個體在集體中的個人活動。參與集體記憶也就是選擇加入一個集體,自我認同為這個集體的一個成員。當一個群體有它自己的集體記憶時,外在於它的其他人可以理解和尊重,但卻不能真正分享這種集體記憶。集體記憶可以為一個國家的部分人們所共有,也可以由更為廣大的“人民”或“民族”所共有,這是兩種不同的“集體”。前者有可能不被國家內的其他人或政府所認可,而後者則可能不被其他民族所接受。無論是哪種集體,集體記憶都不是個體記憶的累加,既不能還原為個人記憶,也不能僅僅用個人記憶來證實或證偽。例如,像辛特勒那樣幫助過猶太人的德國人,他們的個人記憶並不能抹殺猶太人對來自德國人的殘害和罪行的集…See More
Dec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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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群·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4)

然而,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並不可能掩蓋民眾不安的情緒。一個社會只要存在著精英公共領域與平民公共領域的相對區分,平民或民眾的情緒總會在歷史的某個關頭宣泄出來。不過,勒龐對於群體的非理性並沒有感到多少悲觀。在他看來,群體不受理性引導這件事,我們不必過於遺憾。在他看來,“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反倒沒有多大用處,它既不能帶來音樂,也不能帶來美術。這樣看來,作為推進人類文明的力量,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與我們的理解相反,勒龐認為,民眾的非理性才是歷史前進的最深層動因。我們知道,即使是理性主義者的康德,對於人類歷史的進步,也並非是從理性的意義上來看待。在康德看來,人有一種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而正是“由於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的驅使而要在他的同胞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一席地位。於是就出現了由野蠻進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換言之,正是人類的自私欲或情感才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深層動因。勒龐列舉人類的歷史經驗:如果不是猶太民族的堅信,耶穌不可能由一個木工之子變成持續兩千多年的全能的神,而西方最重要的文明正是以他為基礎。如果不是阿拉伯民族具有那種無與倫比的虔誠,穆罕…See More
Nov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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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群·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3)

然而,我們看到,即使是在當代社會,這種相對分離性仍然存在。在哈貝馬斯看來,一體化進程實質上是一種公共話語的交往過程,在這個交往過程中,“只有當意願形成過程(此過程最終導向決策,並以團體組織形式出現)對圍繞它的政治交往的自由的價值、觀點、貢獻和辯論是開放的,它才能實現共同尋求真理的目標”。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路線得勝和主流精英話語的失真,表明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的分離仍然存在,並且即使是在當代民主政體框架內,仍然有著深刻的矛盾與沖突。這一沖突的實質是底層民眾利益與精英集團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只要底層民眾利益受到損害,平民公共領域的波瀾總會掀起。 後真相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的相互交織…See More
Nov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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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群·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2)

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的價值斷裂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在價值訴求上的斷裂,反映的是當代西方政治社會內部的矛盾。但我們不可誇大這兩者之間的價值裂痕。應當看到,在憲法共識的前提下,不同利益訴求的黨派至少可以通過合法化的途徑達成妥協或現實性的共識。正如任劍濤所說:“假如想確定民粹主義政治的危害,只需要判斷它是否走到了挑戰立憲民主政體的地步即可。只要立憲民主政體的根基未被動搖,民粹主義就不過是在發揮糾偏精英主義政治的作用而已;如果民粹主義超出了政治動員目標,發揮出顛覆立憲民主政體的作用,那就必須斷然加以制止。”並且,西方公共領域文化從來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羅爾斯曾在理性多元的意義上談論西方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在羅爾斯看來,政治文化的多元性,並非是西方民主社會的壞事,而是幸事。羅爾斯認為,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是“民主社會公共文化的一個永久特征”。在羅爾斯看來,這是自由制度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所產生的結果。並且,對於理性多元的政治文化的矛盾與沖突,不可能以國家手段來進行壓制,“如果我們把政治社會當作以認肯同一種全面性學說而達到統一的共同體,那麽,對於政治共同體來說,壓迫性的使用國家權力就是…See More
Nov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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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群·後真相時代與民粹主義(1)

2016年是西方政治領域掀起驚濤駭浪的一年:英國以全民公決方式脫歐成功,德國默克爾的移民政策受到國內各方的挑戰,法國右翼族群獲得國內廣泛的支持,以及特朗普挑戰精英競選成功,等等。這些政治事件之所以吸引人們的注意,是民粹主義的不斷湧動和得手。尤其是在大多數政治精英們都認為希拉里將獲勝,並且多數預測數據都報告希拉里將獲勝的情形下,讓整個世界錯愕的是挑戰精英政治和“政治正確”的特朗普當選。而“後真相(post-truth)”就是對這樣一些西方政治現象所表現出來的與真相不符的人們信念的一種描述。這一概念已在網上躥紅,被西方學界選為2016年的“年度詞匯”。吳曉明教授在《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多維視野中的後真相時代:問題與對策”圓桌會議中撰寫了《後真相與民粹主義:“壞的主觀性”之必然結果》一文,他認為:“無論是所謂的‘民粹主義’還是所謂的‘後真相’,都是現代性發展到特定階段上的產物,是無限制的主觀性,即‘壞的主觀性’——它潛在地包含在作為主體性哲學的現代形而上學中——之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吳曉明的討論具有形而上學的特征,因此不可能指明這樣一種“壞的主觀性”是如何表現的。對於後真相時代與…See More
Nov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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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讓公民交談代替群眾吶喊

Posted on February 5, 2019 at 4:13pm 0 Comments

社會學家莫斯科維奇(S. Moscovici)在《群氓的時代》中把“交談”稱為民眾的鎮靜劑,早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塔德(Gabriel Tarde)就發現,每一種形式的交流都有與其對應的社會群體,並形成某種“意見領袖”。在出現大眾傳媒之前,演說是一種面對眾多“聽眾”的直接說話,演說的話語力量使得演說者成為意見領袖。後來,有了報紙,報紙是對無數的“公眾”說話,也有了不同的意見領袖,那就是時論評論員。

塔德還發現,人們交談時采用的身體姿勢反映了他們談話的語調和內容。說話者坐著進行的交談是分量最重和最嚴肅的。而當他們的姿勢十分放鬆的時候,如羅馬人在環繞餐桌三面的躺椅(triclinia)上懶洋洋地躺著進行交談,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這種交談非常流暢也非常從容。希臘人喜歡走來走去地交談,這有利於他們敏捷而活躍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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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群眾激情宣泄的“羊咬兔子”

Posted on January 27, 2019 at 10:46pm 0 Comments

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對群眾的民意宣泄總是會保持應有的警惕,因為這種宣泄具有極大的不可預測性,也是極不穩定的,它既是偏執的,又是高尚的;既是專橫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因素,其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共同偉業),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其暴力傾向以“道德凈化”為理由,排斥一切異端和不同意見,理直氣壯地展示和誇耀自己的不寬容、狂熱和暴力。

有兩種群眾理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群眾的這種兩面性,一種是強調群眾的盲目激情、愚忠和暴力破壞,另一種強調群眾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和在失序中尋找“羊咬狼”的機會。

第一種理論以勒龐(Gustav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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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夢想與現實條件

Posted on January 23, 2019 at 3:28pm 0 Comments

對於一個個人來說,只有明智的公民才會有理性清明的夢想。如果大多數國民沒有受到過相當程度的政治啟蒙,不能成為明智的公民,他們的夢想很可能是被誤導、蒙騙或愚弄的幻想。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需要探究的不是哪一種夢更能激發人們的熱情和衝動,而是哪一種夢更適合人民的現實需要,更能使社會生活優秀和高尚起來。美好和美妙的好夢並不難做,難的是實現夢想,而不是用夢想來逃避和美飾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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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大眾幸福學中的“自由”

Posted on January 19, 2019 at 5:14pm 0 Comments

在美國的大眾幸福學中,幫助人們提升幸福的六個方面的“如何”建議是:如何無須害怕地按自己的意願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煩惱和恐懼、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能建立好的關係、如何以平靜的心態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感(happiness)是一個主客觀結合的生存整體狀態評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賽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在他的積極心理學中提出一個幸福公式:總幸福指數=先天的遺傳素質+後天的環境+你能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大眾幸福學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說是包含在“主動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訓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先天遺傳素質”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實現的。只有自由關係到幸福的“後天環境”,需要放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環境中去理解和實現。從社會學和經濟學來說, 這個大的環境是“福祉”(well-being),而從倫理學或哲學來說,就是“好生活”(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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