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種種差異，作為兩位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羅蒂與朗西埃的共同性仍然搶眼。首先，朗西埃在一個問題上始終支持羅蒂，即拒絕以哲學思辨代替政治行動。兩人甚至對哲學領域的“倫理學轉向”（以列維納斯為標桿，列氏認為倫理學是“第一哲學”）也不以為然。朗西埃認為，以“他者”為核心概念的倫理學不過是要為以哲學為主導的古老自負和解放人性的現代幻想贖罪{69}；羅蒂的話說得更幹脆：我們對他者的同情並不以某種哲學思考為前提{70}。他們共同認為，重要的不是一場關於主體與他者、人性與非人性的哲學思辨，而是一個無限延展的具體過程，即如何在可見與不可見、近與遠、在場與缺席、給予與非給予、公共與私人、本分與非分之間建立實際而非理論的連結{71}。他們強調將哲學思辨的問題轉變為經驗更新的問題，朗西埃的如下表述對兩人同樣有效：“世上所有的苦難，沒有哪個必須被承受。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學習涉及它、談論它，並伴隨著它開始關注那種創造出名字、獨特性和新的多元性的話語。這就意味著采取平等的尺度，而此種尺度正是調節接近和距離的藝術。”{72}其次，羅蒂與朗西埃都對文學懷有一種真誠的期待。羅蒂說，像德·曼這樣的本質主義批評家認為哲學教會…See More

在對共同體的正面描述上，朗西埃確實可以為羅蒂提供支持。用羅蒂的話說，實用主義是經驗與實踐之學，但它同樣需要我們對未來廣袤無邊的“民主的叢林”懷有一種濟慈式的夢想，而這種夢想是不能以“哈貝馬斯—阿佩爾的風格”進行合理化論證的{63}。羅蒂反復強調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聯系，但他本人的論說風格偏於理性，朗西埃那極具辯證光彩的詩性語言，正可以發他之所未發。不過即便如此，羅蒂會在以下幾個問題上與朗西埃保持足夠的距離。首先，反諷不是以激進的、徹底的語言去描述那種更新的邏輯，不是把更新本身絕對化，使它成為新的哲學本體，而是讓人們放棄本質主義的執著，從而為更新準備觀念前提。在朗西埃看來，任何造反都會迅速淪為現狀，這使得造反本身成為一種美學景觀，造反必須是繼續造反。但是這一表述很容易走向反面，事實上，有批評者認為，朗西埃雖然批判阿爾都塞的哲學家思維方式，但他自己的理論也仍然是一種“例外的哲學”或“無序的哲學”{64}。這種批評可以看作對朗西埃激情手勢的冷淡回應。相比之下，羅蒂雖然對重新描述充滿期待，但他的態度要冷靜得多。羅蒂說自己的立場是反諷主義小說家的立場，而不只是反諷主義理論家的立場。反諷主義理論家…See More

朗西埃真正想做的事，確實與羅蘭·巴特一脈相承：描述一種現代感覺形式。朗西埃拒絕“現代性”“現代主義”這類概念，也反對克萊門特·格林伯格所謂“媒介的真實”或者德勒茲所謂“純粹感性”，認為這些概念太強調藝術與環境、傳統的割裂，都是要使藝術分離於現實，而朗西埃強調藝術作品與日常生活之間既沒有感性的區別也沒有本體論的區別，換句話說，沒有藝術的本體論，只有歧感的本體論（ontology of the…See More

也就是說，文學性既是文學之為文學的依據，也是文學不能理所當然地自居為文學的原因。於是所謂“文學的政治”不得不一分為二：一方面，文學性就是平等，平等在美學語境中就是文學性；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文學這一獨特領域的政治能量，它又必須讓自己與其他——受到等級秩序左右的——領域保持一定的距離。換句話說，文學之所以看起來高高在上，恰恰因為它主張絕對平等。朗西埃盡力將此玄而又玄的“文學性”概念落實到文學批評中。他在《艾瑪·包法利的處死——文學、民主和醫學》一文（英譯名為《為什麽必須殺死艾瑪·包法利》）中的批評實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朗西埃所講的故事是這樣的，首先，由於法國大革命，過去那種清晰而穩定的等級關係被摧毀，新型媒介（由各種報刊、廉價書本和石印品組成）將所有文字、圖像、夢想和希望置於所有人的支配中。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種亢奮狀態，艾瑪·包法利便是這種民主的亢奮的化身。她耽於幻想，以為文學可以等同於生活，讓她產生這種想法的正是文學本身。當福樓拜宣稱不存在主題的美醜而只有表現的美醜時，他正是在質疑文學與生活的對立，他要將文學帶向所有人的生活，同時將所有人的生活帶向文學。但這會帶來一種危險，藝術有可能落入…See More

三、 誰之現代，何種文學性羅蒂與朗西埃兩人都有一種大而化之的文學史觀。羅蒂提供了一個宗教文化——哲學/科學文化——文學文化的三部曲，作為最後階段的文學文化從19世紀開始，這是一種“通信者的文化，寫詩歌、小說、政論者的文化以及批評他人詩歌、小說及政論的文化”{31}。與之相對應的是，朗西埃有所謂“文學時代”（age of literature）的提法，包括兩方面的內涵：首先，1800年前後出現了認識論的斷裂，新的再現和感知世界的方式出現，其中就包括斯達爾夫人以“現實主義”之名確立的新的文學觀念；其次，文學時代意味著既定的社會等級與規則為藝術的無序性與民主的任意性所代替，而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時代與美學體制互為表里{32}。朗西埃和羅蒂采用的都是極為開放的文學概念，將小說、詩歌、言說、哲學、歷史寫作等等一並納入。羅蒂考量的焦點是能否有啟迪價值，他認為，當我們在跨界閱讀中發現了“道德相關性”（moral…See More

對此問題的探討，可引出朗西埃詩學的第二個向度，一種對“歧義的共同體”的反本質主義建構。朗西埃相信，民主政治不是來自於體制、學科或者專家，而是來自於具體的個人，所以他希望在語言和思考能力平等的基礎上，重建個體的描述與論證{19}。在他看來，共同體必須將爭議安置於其構成原則之中，“歧義”（mésentente）存在於任何對話的深處，存在於對話所依賴的任何形式的普遍性的深處{20}。他把話說得徹底：“真正的工人正是通過打破他們在現存系統中被賦予的位置而成為工人的。”{21}當具體的某個工人的選擇逾出規範時，真正的政治行動才得以出現。有論者指出，向個體命運的興趣轉移，支持了朗西埃對政治、詩學與美學之重疊性的關注{22}。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個體不再僅僅被視為整體內部具有一定個性特征的單元，而是歧義的共同體的另一面向；如果我們不再謀求以一致性統攝差異性，而是將差異性看得與一致性同樣根本，那麽個體的“現身”必然同時是詩的和政治的。以知識的詩學代替知識的科學，並非是說一切知識無非虛構，而只是要降低科學的地位{23}。這種被降格的科學，實際上是一種祛魅後的知識。此種知識關聯著激進詩學的第三個向度。此…See More

摘要：羅蒂的論述在20世紀90年代初受到朗西埃的注意，兩人皆有“從哲學走向文學”的主張，在理論立場上可引為同道，具體論述卻多有分歧。我們不妨將兩人的文論觀點加以系統化，分別命名為“激進的詩學”與“實用的詩學”，以深入探究法國激進哲學與美國實用主義在學術理路上的差異。但是必須同時強調，羅蒂與朗西埃皆非故步自封之輩，而恰恰是要踐行一種“出位之思”，即通過不同思想、學術傳統的相互激發，使人文學術跳出“專業化”進而“非政治化”的陷阱，恢復應對當代問題的能力。通過在兩位極具個性的思想家之間構建一種可能的對話，我們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哲學與文學、學術與政治、歐陸學統與英美學統的表層對立，對西方當代文論的理論境遇與話語策略獲得新的理解。首先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以“對話”作為標題的關鍵詞，但雅克·朗西埃與理查德·羅蒂之間並未有過正式的、雙向的學術對話。羅蒂於2007年去世，彼時朗西埃雖早已成名，且曾在著作中正面引述過羅蒂的觀點，卻未引起後者注意。兩人亦曾在學術場合相遇過，卻未及深談①。對於當代法國哲學與思想，羅蒂興趣十足，但視線停留於薩特、德里達、福柯、利奧塔等少數幾個人身上，這都是比朗西埃早一輩甚至…See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