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類研究使用的「歷史記憶」一詞，基本上是 historical memory 的中譯，這也反映國內研究與英文、英譯學術著作的密切關係。此一研究的開展，實始自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在 1920 年代提出的「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tive）課題。他強調記憶的集體性質及社會框架對個人記憶的影響，認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 並指出此類記憶的存續必須透過書寫、紀念活動、法定紀念日等媒介；個人並不是直接去回憶歷史事件，而是透過閱讀、聽人講述，或是紀念活動和節日的場合，以不斷回憶的方式來凝聚群體內部的認同感。5

晚近揚．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婦又提出「文化記憶」（kulturelle gedächtnis）的概念，以此探究文字、圖像、儀式等文化產品，如何使人類記憶突破時間限制，於世代之間延續、傳遞，進而形塑群體的認同。阿斯曼夫婦還強調，在記憶延續的過程中，「遺忘」才是常態，「記憶」反倒是例外。6

一直以來，「集體記憶」以及「文化記憶」都不是就內涵上毫無爭議的概念，相關研究發展至今，許多學者都由一己視野出發，帶著各自不同的理論背景參與其中，一方面擴大了此類概念涵蓋的事象，也容易造成論述上的歧異與矛盾。7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臺灣學界對「歷史記憶」一詞的理解，主要包括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印象甚至感覺，其內容毫無疑問包含了「知識」的範疇，但還牽涉到認同、好惡等「情感」的層面，而相關研究對該詞的運用，又頗近似日本學界使用的「歷史認識」（れきしにんしき），後者是指對歷史現象的理解和解釋，但並不像 historical memory 具有特定的學術脈絡。8

歷史記憶是時代的產物，反映的是該時代所重視的價值和所關切的議題，因此歷史記憶研究等於提供了另一個研究朝代史的角度和方法。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能為研究者揭示的，除了明代不同時期人們如何認知或評價建文朝及靖難歷史之外，探討此種認知或評價的影響因素，亦可能對明代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有更多瞭解。另一方面，正因為今人對建文朝和靖難歷史的認知，在明代就已大致形成，故研究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不僅有助於瞭解其在明代發展和變遷的過程中，如何影響進而形塑了該時代的性格與特質，也能釐清人們今日對相關史事的認知是如何產生，而他們所「記住」與「遺忘」的內容又是如何決定的。歷史記憶的延續性，使相關研究在時間上有更多延展的可能。

本研究試圖探討明人對建文朝的歷史記憶，在明代歷史進程中如何被形塑、操縱、延續、遺忘，從而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及其隨時間移轉產生了哪些演變。明成祖雖在終結建文朝之後掌握了歷史的解釋權，並積極運用自身權力，將「過去」從真實歷史及人們記憶的那方「搶奪」過來，但時至今日吾人對相關歷史的認知卻明顯偏向對其不利的一方， 這顯示相關歷史記憶的演變實未完全為政治力量所操控。那麼，明人對建文朝的歷史記憶究竟經過怎樣的發展和變遷過程？有哪些力量作用於其中？此種發展與變遷又反映出怎 樣的時代特色？這些都是筆者試圖在本文中釐清的。 

二、研究回顧

建文朝留下的諸多歷史謎團和記述空白，自明代開始就吸引許多文人學者投入研究和創作，進而產生不少以之為主題的私纂史籍和文學作品。即使到了民國以後，有關建文朝歷史的研究與討論仍持續不輟。9 雖然由於永樂年間厲行的革除與禁燬措施，現存史料多為後人根據傳說及零星的檔案、文獻編撰而成，難以全面還原建文朝湮沒許久的歷史真相， 但這些文本不僅是最能反映當時相關記憶的資料，也是從事建文朝和靖難歷史研究時最重要的材料。它們可能是立論的根據，可能是參照的對象，甚至可能就是研究的主體。

5 Maurice Halbwachs, La mémoire colletive(Paris: Universitaires da France, 1968). 中譯本可見莫里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中文「集體記憶」一詞，係由該詞英譯 collective memory 翻譯而來。

6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Astir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Studies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 p.109-118. 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en Stud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阿斯曼夫婦有不少論文都已譯成中文，如揚．阿斯曼〈古代東方如何溝通歷史和代表過去〉、阿萊達．阿斯曼〈回憶有多真實？〉二文，均收入哈拉爾德．韋爾策（Harald Welzer）主編，季斌、王立君、白錫堃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35-56、57-76。揚．阿斯曼〈文化記憶〉、阿萊達．阿斯曼〈記憶的三個維度：神經維度、社會維度、文化維度〉、〈記憶作為文化學的核心概念〉、〈論回憶的隱喻〉及兩人合撰的〈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則收入阿斯特莉特．埃爾（Astird Erll）、馮亞琳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3-46、117-130、156-174。「文化記憶」一詞翻譯自英譯 cultural memory。

7 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前言〉，頁 1-2；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5-6。馮亞琳和埃爾所指出的「歧異」與「矛盾」，雖是針對現階段對「文化記憶」的研究，但目前有關「歷史記憶」的研究，也存在同樣的情況。

8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頁 5-6。

9 日人川越泰博在其《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一書中，整理出建文朝歷史由民初至 1997 年的研究成果清單， 頗為詳盡，極具參考價值。參見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 32-42。

(何幸真，31 Mar 2020，殤魂何歸: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秀威出版, 原题：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