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布拉特對第二次記憶潮的觀察非常適用於最近發生在俄羅斯的“斯大林筆記本”事件。俄羅斯的“阿利特”出版社最近決定把前蘇共獨裁者斯大林的肖像作為學生筆記本的封面。印有斯大林像的學生筆記本開始在莫斯科的商店中出售。4月4日星期三，在莫斯科一家專賣教科書的大書店里，這本筆記本賣到脫銷，購買者主要是成年人。這件事在俄國引起爭議，也在國際上受到注意。

在俄羅斯，人們並沒有淡忘斯大林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巨大人道災難。2011年10月30日星期天，俄羅斯全國幾十個城市同時舉辦各種紀念活動，悼念斯大林統治時期遭到政治迫害的遇難者。俄羅斯學術界對斯大林紅色恐怖已有大量研究，但如何讓民眾知道和了解這些研究成果仍是很艱巨的任務。專家們的歷史研究並不等於民眾的集體記憶，歷史研究只有在公共的記憶場所，經由廣大普通民眾的參與，才有可能成為集體性的記憶。

在紀念政治迫害遇難者日那天，俄羅斯人展開了多種紀念活動。在前蘇聯秘密警察辦公大樓前，人們排隊宣讀遇害者名單。悼念活動的主辦者之一，俄羅斯紀念碑人權組織發表聲明說，專制政權不僅僅屠殺自己的民眾，它還竭力想讓人們忘掉政治迫害的歷史，讓遇難者的名字永遠不會被人提起。因此，宣讀遇難者的姓名，不僅是悼念遇難者，而且更是否定專制政權，清除過去歷史包袱的一種方式。

在前蘇聯軍事法庭等建築物外墻上，社會活動組織懸掛了宣傳牌，介紹了當年的紅色政治恐怖。人們冒著零上2度的低溫，排隊宣讀當年被共產黨秘密警察處決的人名單。活動參加者還在廣場上的一塊兒石頭前點燃蠟燭，並放上獻花悼念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