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博士《文創技能系列 133》安身有序企業永續

很幸運。這輩子嘗試過許多事，至少有一件，至今還熬得住年歲淘洗。

上個月，我和妻子出席青運五十周年紀念晚宴，見到許多在不同領域闖出名堂的夥伴。他們說，青運在1980年代推動的《青年工作者哲學》，以及根據這理念而開發的培訓體系，陪大家平穩度過那熙攘焦慮的時期，讓青春能量找到聚焦的燃點。

大夥兒還記得一道仰望、摔跤與攀越的往昔，我當然感動。但是，我必須承認一點，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我努力思考、創作《青工哲學》，主要是出於自己領導所需。

說真的，那時節，誰看見年輕的我們的無助？

（上圖：本文作者年輕時講壇攝影。下圖：2016年，“一帶一路”3周年紀念，本文作者（左4），受邀出席假中亞哈薩克斯坦文化之都阿拉木圖所舉辦的國際專家會議，分享“怎樣說好絲路故事”的研究心得。會後與部分國際演講夥伴合影。中國主席習近平先生在2014年9月，首次在哈薩克斯坦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一路”之“帶”）倡議。）

1984、85年，馬華公會陷入二十個月的黨爭；1986，全國24家華資合作社因失信、擠提而被接管；1987年，茅草行動大逮捕；1988，高庭宣布巫統為非法組織，原來的人馬一分為二，一群叫新巫統，另一群叫46精神黨，而涉及巫統案件的五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史無前例地被革職。

五年間，人們看見的是，多位華社黨團領導入獄，更多領導則因為與合作社有所牽連，出入武吉阿曼和法庭，不少社運或異議領袖也關進了扣留營。就像每逢河流乾淺死魚翻肚，蒼蠅就喧囂覓食，極端份子驅趕他族的叫喊極盡聳動。亂象不息，當政者自顧不暇，國家的經濟很糟糕，誰人看見了青年的無助？

那幾年，我負責過青運的組織、宣傳、出版與培訓，最後擔任全國總秘書。在國家與民族都似乎喪失方向的年頭，沒盼望社會為青年做甚麼，只想青年能為本身做點事。許多疑惑搞不懂，自己開課堂好好的學就是了；許多想法沒處使力，自己搭舞臺炫一炫也可能是條生路。

（富強後的中國新一代，對中國怎樣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走向世界、參與世界，充滿好奇與求知欲。讓本文作者常有機會為他們的遊學團，主講有關地方創生與文化創意的課程。）

和自己的命運拔河

這想法並不新鮮，我老早就這麼和自己的命運拔河。我唸完大學先修班時，進不了本地大學又出不了國，常常生自己的氣。氣得腦充血便口出豪語：“大學不教育我，我教育自己算了！”閱讀、寫作、聽演講、上短課、向人討教、聆聽錄音帶、參加函授計劃……，能自修的機會都拼了命的去鑽。

遠在手機、互聯網、衛星電視與大型商場出現以前，私辦學府是個陌生的名詞，資訊與教育好像一種特權，非人人可能親近。在努力找尋進修場合的男女，何止我一人？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我走出暫時與大學無緣的自哀自憐，信心飽滿得似乎也深造了一場，有些朋友認為我能為他們授課解惑。我們於是為自己開了學堂。

學習後總有自己的一套創想，渴盼著去試驗、實現。學習團體此時就變成心靈社區，像家一般的接受與包容了大家；一起造夢與摸索，互相提醒與激發。最後推我們一把，大家就像一隻大鷹飛了起來，在鼓勵與祝福聲中越飛越高、越遠。對，我們就這樣為自己搭好舞臺。

找尋夢裏的安身處

青運當時的許多會員，不管是從國外歸來的專業人士，或是在店鋪給人打雜的小弟，在商行為人做賬的小妹，其實都是很優秀的年輕人，面對苦悶的現實卻只能無奈的聳肩。讓我這樣比喻好了。他們都是很熱情、造詣不錯的樂手，在蕭瑟的街市廣場，卻找不著一個交響樂團。每天早晨睡醒，便帶著自己的一份期盼，各自的長笛、小號、單簧管、小提琴，出門去找尋夢裏的安身處。

後來，在公園裏沒人注意的角落，發現有幾個叫“青運”的人，在拉二胡、敲三角鐵。反正沒事做，便湊在一起即興演奏幾首曲子。雖然常常忘記了本身還沒吃早餐，卻也組成了一個看來還行的樂團。

我借這樂團的意象，說明那時節有一群年輕人，為自己創造了學堂與舞臺。二十餘年後再碰頭，他們告訴我，那學堂與舞臺的故事，一直都沒離開過他們。有一位企業大獎的得主說，他年少時從偏遠的鄉野出發，來到今天的順境，是因為《青工哲學》系列培訓，有力的推動了他一把。我笑語，因為他今日的能力，對組織與社會的改進，能更大力的推上好幾把。

在困擾難測的時期，有心為自己同年紀的一代人做點實在的事，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分享自己的成長體驗。每個人都可能在團體學習中，深掘本身的無限潛藏，這點毋庸置疑。但是，要做好這件事，卻需要一定的指導法則，我於是向團體工作專業取經，開發了《青工哲學》，從意義、對象、方法、過程、目標與文化等角度，重新定義何謂青年運動，同時根據這定義研發一系列的培訓計劃。

今天，有些朋友認為這工作對他們有所幫助，倒提醒了我一件事：任何打算借助再造工程創造更大價值的企業，其故事少不了讓人安身立命的哲學元素。因為哲學，是組織意識、態度與風格的結晶體；像北斗星一樣，給組織指引永續的航向。（2010年8月25日南洋商報經濟版）（圖片說明：上，陳明發院士背包走德國；中，背包走英國；陳明發院士受邀為中國國務院舉辦的中國文博會發表演說後，參觀香港文化創意產業館）

陳明發博士《文創技能系列133》安身有序·企業永續#青年成才之家

1984、85年，馬華公會陷入二十個月的黨爭；1986，全國24家華資合作社因為部分領導失信、社员擠提而被接管；1987年，茅草行動大逮捕；1988，高庭宣布巫統為非法組織，原來的人馬一分為二，一群叫新巫統，另一群叫46精神黨，而涉及巫統案件的五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史無前例地被革職。

五年間，人們看見的是，多位華社黨團領導入獄，更多領導則因為與合作社有所牽連，出入武吉阿曼和法庭，不少社運或異議領袖也關進了扣留營。就像每逢河流乾淺死魚翻肚，蒼蠅就喧囂覓食，極端份子驅趕他族的叫喊極盡聳動。

亂象不息，當政者自顧不暇，國家的經濟很糟糕，誰人看見了青年的無助？

社群媒體導致傳統社團死亡？
拯救方案在背包客自由行運動？
～～背包包走過歐洲的朋友會發現
很多先進國家的青年男女
邊走邊學習，累積了文化視野
就懂得怎樣在後工業時代
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出口

陳明發《青工哲學》前傳～～給青春命名

陳明發：放眼世界·冀青運紮根鄉土

陳明發博士～在青運發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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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堅硬如水 50 minutes ago: [愛墾研創·教改]中日馬青年比較：重新定義生活與幸福～～在東亞與東南亞的近代社會變遷中，「經濟高速成長—停滯—再調整」幾乎構成了一條共同的隱性軌跡。當一個社會從增量擴張走向存量競爭，年輕世代不只是面對薪資與房價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上一代所提供的「人生腳本」開始失效。日本、中國與馬來西亞華人青年，正是在不同歷史節點上回應這個共同轉折，並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姿態。

如果借用一句話來概括三者的差異，可以說：日本青年傾向重新定義幸福，中國青年傾向重新評估成功，而馬來西亞青年則傾向重新選擇舞台。這三種回應方式，本質上都是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解法——當努力不再穩定連結回報時，人如何安放自身的人生。

日本的變化最早成形，也最為深刻。泡沫經濟崩潰之後，長期低成長使「上升預期」逐漸消散。終身雇用鬆動、非正式就業增加、薪資停滯與過勞問題並存，使得過去那套以企業為核心的人生設計失去穩定性。於是，日本青年逐步從「以公司與職位定義人生」轉向「以生活本身定義人生」。所謂“小確幸”，並非單純的消極退讓，而是一種對宏大敘事降溫後的再適應：既然外在世界不再保證持續上升，那麼幸福就被收縮到可掌控的範圍之內，例如日常生活的秩序、興趣的累積、人際關係的穩定，以及心理狀態的平衡。

在這樣的文化轉向中，「努力」不再被神聖化，而是被功能化；「犧牲」不再被美化，而是被重新審視。人生的重心因此從外部成就轉向內在體驗。這種轉變的核心並非悲觀，而是一種對現實約束的長期適應後所形成的穩定狀態。

中國的情況則處於另一種時間位置。高速成長並未遠去太久，甚至在許多家庭記憶中仍清晰可見。父母世代的經驗往往是真實的上升故事：從農村到城市、從基層到中產、從匱乏到富裕。這使得「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敘事仍具有強烈情感基礎。然而，當經濟增速放緩、競爭加劇、產業結構趨於成熟後，這套敘事開始出現裂縫。

於是中國青年呈現出一種更具張力的心理結構：一方面是對現實壓力的清醒感受，例如就業競爭、資產門檻與職場年齡焦慮；另一方面則是對向上流動的殘存期待。這種矛盾使得中國青年文化常呈現雙重語言：既有「躺平」「擺爛」等降低期待的表達，也有考研、考公、大廠競爭與創業等高度投入的行動。

因此，中國青年的核心問題並非完全放棄成功，而是重新界定成功的代價與概率。他們仍然在計算人生，但計算方式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哪些努力仍然值得，哪些努力只是沉沒成本，哪些上升通道仍然存在，哪些已經關閉。在這種不確定中，成功從一種「可預期結果」變成「高風險選項」。

與日本的內縮式調整不同，中國青年仍然處於「後高成長時代的過渡期」：舊的希望尚未完全消散，新的穩定敘事尚未建立。

馬來西亞華人青年的處境則更具流動性。由於歷史上的移民背景與中小型經濟體結構，加上高度全球化的教育與資訊環境，他們的人生想像往往天然帶有「跨地域」特徵。當本地市場受限或成長空間有限時，「離開」本身就是一種常見選項。留學、移民或跨國就業，不只是職涯選擇，更是一種結構性策略。

因此，相較於日本的「收縮」與中國的「內部競爭」，馬來西亞華人青年更常呈現的是「外部尋路」。人生不一定被鎖定在單一國家或單一城市，而是可以在多個舞台之間切換。這種流動性降低了某種程度的宿命感，也使「失敗」較少被視為終局，而更像是路徑調整。

同時，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保留的創業記憶與中產上升故事，也提供另一種文化底層支撐：即使體制性機會有限，個體仍可能透過商業、技能或跨國流動改變處境。這使得他們的心理結構介於「現實約束」與「可能性想像」之間，不完全悲觀，也不完全穩定。

如果將三者放回同一張文化地圖，可以看見一種清晰的分化：

日本是在長期低成長後，逐步完成對「外部成功神話」的去魅，轉而內向重組生活意義；中國則是在高速成長放緩的過渡中，仍與「成功神話」保持拉扯；馬來西亞華人則因高度流動性與跨國選項，而將人生問題部分外部化為「選擇舞台」的問題。

這三種路徑的差異，最終指向同一個核心命題：當傳統的「努力—回報」關係不再穩定時，社會將如何重寫成功的語法？

日本選擇將成功縮小為生活；中國仍在重新定義成功的邊界；而馬來西亞華人，則在更廣闊的地理與文化空間中，嘗試重新定位成功發生的地點。

某種意義上，這不是三種不同的答案，而是同一場歷史轉型在不同時間點、不同結構條件下的三種回聲。

Comment by 堅硬如水 on June 2, 2025 at 4:13pm: 陳明發·紀念青運創會65週年

這輩子，嘗試過幾件事。老來捫心自問，發現這些事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當中所接觸的人與團體，雖說大多不相同，其實離不開我對「哲學」的偏嗜。數十年海隅蒼生，進退懸殊不小，境遇落差是夠嗆的，最後還覺得做人這回事不壞，都虧了這份哲學癖。
我的其中一項實踐，包括「青工哲學」。其緣起，我已經在青運50周年紀念特刊（2010）中解答了。見：《青工哲學》前傳～～給青春命名。

轉眼來到2025年，重新檢視哲學對我此生究竟有何意義，談談其中涉及青運的部分，當作我個人送給青運創會65週年的紀念品吧。（2.6.2025 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