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姓名對今天的人們也許非常陌生，但在伊拉斯謨的時代的知名度絕不在二十世紀的希特勒、斯大林、齊奧賽斯庫、波爾布特、卡扎菲之下。伊拉斯謨還規勸君主，不要以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如果你說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麼他們就必定是你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你可就得當心了，因為誠如古人所言，每一個奴隸那里你都會發現一個敵人”。

講授權術也好，勸說仁政也罷，正如歷史學家彼德·比爾克(Peter Burke)所說，人文主義者是“跪著把自己的作品獻給君主的”。馬基雅維里親自把自己的著作《君主論》送給他年輕的君主洛倫佐·德·美第奇。伊拉斯謨把他的作品《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獻給在布魯塞爾宮廷里的查理五世時，也是如此。可以說，這些為君主獻策的人文主義者是最早的“有機知識分子”，他們的“君主教育”包含著明顯的巴結意圖，連伊拉斯謨這樣的大學者也不能免俗。…

不久前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奔向重慶的學者們》，說的是一些知名學者為“重慶模式”搖旗吶喊，出謀劃策。作者用的是“學者們”，而不是“知識分子”的說法，大概是要把“學者”區別為一種不同於“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格。其實，學者們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那些“奔向者”們有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強的意願，更渴望與權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那里得到啟發，曾提出著名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說法。葛蘭西認為，革命政黨這個“現代君主”是一種歷史的力量，使得工人階級可以有它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有機地“嵌入”工人階級的事業，並成為它的“代言”者。就力圖“嵌入”權力，並為之“代言”而言，那些“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完全稱得上是“有機知識分子”。…

在美國，現有的多種大眾文化定義都能找到相應的例證，但每一種卻又都不能充分顯示大眾文化的多元樣式和多種特征。而且，有的文化研究由於過分注重邊緣性的大眾文化，反而容易忽視影響更為廣泛的大眾文化。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大眾文化，群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廣播和網絡上的布道）使得基督教以新的大眾文化形式發揮道德教化、社會組織、選舉政治動員等重要作用。這樣的大眾文化既是傳統的，又是民間的，既借助現代技術，但又並不依賴於此。它雖然是宗教，但對於美國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有著重要的影響。托克維爾將這種植根於民間的基本價值稱作為“民情” (moeur)。…

在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里，人們對什麼是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實例聯想。例如，在美國，影視和某些音樂種類（尤其是繞舌和搖滾音樂）是特別典型的大眾文化，現有的督導制度也主要是針對這些大眾文化種類的。現有的好些不同的大眾文化定義都同時適用於影視和某些音樂種類。其中包括以受眾的眾多、群眾文化（mass culture）、現代技術傳媒、商業和消費等來界定大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