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參議院的聽證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不是政府對大眾文化的干預。參議員約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聽證的目的不是為（唱片業）立法，……而只是為討論（“色情搖滾”）這件事提供一個論壇，為的是讓這件事為公眾知曉，進入公共領域，……引起全體美國人民的關注。”在聽證會上，有四位參議員發了言，PMRC和唱片業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場，最後還請一些專家教授和心理學家就音樂對人的行為影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