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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四種不是信仰的“信仰”(下)

四、是“照著做”的信仰,還是“想著做”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說,“一個民族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也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所以,信仰的靈魂應該是自由,即使是宗教的信仰,一旦抽去了它的自由靈魂,也會成為神道設教的工具,如中世紀的 基督教。神道設教的信仰不允許人們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許人們懷疑,只許“照著做”,甚至樂意看到群眾的狂熱與狂信。真正的信仰應該是個人通過自由、理性思考獲得的信仰,結果可以是某種宗教或政治的信仰,也可以是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某種宗教或某種政治意識形態,不管哪種結果,都應該表現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 意義的價值,如自由、平等、尊嚴、人權原則等,最重要的,這些都應該是自己獨立思考得出的結果,而不是“宣傳、蠱惑、洗腦”的結果。至此,我們對“信仰”這個概念應該有一個全新的了解了吧。當我們重提這個概念時,先得想一下,某種信仰是要求我們“照著做”還是“想著做”?如果只允許我…See More
Se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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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四種不是信仰的“信仰”(中)

二、是神道設教的信仰,還是宗教自由的信仰? 為了進一步說明那個時代的信仰是個什麽玩意兒,作者引用了鄧曉芒教授《中國人為什麽沒有信仰?》這篇文章的部分論述。鄧先生發現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所謂“神道設教”的偽信仰,起初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則的運行,要求在位君主要順應天命治理國家,發展到後來,卻成為以特定的鬼神信仰,強迫子民盲從迷信。在此傳統的統治術基礎上,現代統治者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設教”,所謂“道”就是統治意識形態,而“教”則是黨政國家機器。“它會具有某種能讓老百姓愛聽的自然之理和順應民意的內容;它同時會用某種系統的說辭,通過一整套的組織方式來統治並教育民眾。因此,順應民意與教育群眾是它的兩個組成因素”。如希特勒德國,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向德國人民作出美好許諾:消滅貧困、保障就業、民族復興、國家富強,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履行了承諾,但是它留給…See More
Au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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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四種不是信仰的“信仰”(上)

許多人把八零後、九零後青年中的遊戲人生、玩世不恭歸結為信仰缺失,從而懷念起1950年代初的那個時代。他們認為那是一個中國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年代,是因為人們普遍具有堅定的信仰,文革後,信仰被動搖,所以不再有那“激情燃燒的歲月”。於是,重建那個時代的信仰,把那激情重新…See More
Au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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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學校歷史教育和國家集體記憶(下)

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學生說起抗日戰爭,想到的無非是平型關、地道戰、地雷戰。直到1990年代,南京大屠殺才成為抗戰記憶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由於教科書里有所敘述,而且也是因為書刊、影視中出現了不少對這一事件的介紹和描述。同一個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的教科書里會有不同的敘述,影響人們的具體記憶內容。例如,1947年的美國歷史課本強調使用原子彈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1954年冷戰高潮核武競賽時期,美國教科書只敘述原子彈的發展,而略去了它結束戰爭的戰略用途。1961年,古巴導彈危機幾乎引發了美、蘇的核戰爭。1966年的教科書在討論1945年的原子彈轟炸時告訴學生,“如果不能尋找到‘持久和平’之路,那麽結果也許就是一場禍及全人類的核屠殺。”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教科書開始從多角度介紹1945年使用原子彈的原因。而一直以來,日本教科書則始終強調原子彈帶來的人道災難。不同國家對二戰的集體記憶是不同的。有研究者曾做過這樣一個調查。調查要求學生們列舉二戰中最重要的事件。結果發現,美國學生的回答是:一、珍珠港事件(1941),二、太平洋戰爭的中途島戰役(1942),三、諾曼底登陸(1944),四、阿登…See More
Ma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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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學校歷史教育和國家集體記憶(上)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許多中國人來說,南京大屠殺已經成為具有象征意義的關於二次大戰的集體記憶。二次大戰在中國一直是以“抗日戰爭”來稱謂的,戰爭期間發生在南京的殺戮成為中國教科書的內容,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還是不太久遠以前的事情。大多數具有群體凝聚力的集體記憶是創傷性的(歷史學家諾維克(Peter Novick)…See More
May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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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下)

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See More
Ma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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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中)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See More
Ma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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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上)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布拉特對第二次記憶潮的觀察非常適用於最近發生在俄羅斯的“斯大林筆記本”事件。俄羅斯的“阿利特”出版社最近決定把前蘇共獨裁者斯大林的肖像作為學生筆記本的封面。印有斯大林像的學生筆記本開始在莫斯科的商店中出售。4月4日星期三,在莫斯科一家專賣教科書的大書店里,這本筆記本賣到脫銷,購買者主要是成年人。這件事在俄國引起爭議,也在國際上受到注意。…See More
Ap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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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下)

參議院的聽證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不是政府對大眾文化的干預。參議員約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聽證的目的不是為(唱片業)立法,……而只是為討論(“色情搖滾”)這件事提供一個論壇,為的是讓這件事為公眾知曉,進入公共領域,……引起全體美國人民的關注。”在聽證會上,有四位參議員發了言,PMRC和唱片業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場,最後還請一些專家教授和心理學家就音樂對人的行為影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樣的聽證會發揮了討論公共問題的論壇作用,它既不是制定政策決定的行政會議,也不是專門針對誰的道德宣判大會。當時任參議員的戈爾是聽證會的成員,他的夫人蒂珀是PMRC的一位代表。戈爾強調,需要的是“自願合作而不是政府審查”,蒂帕則表示,對唱片作分級和標示應該是唱片公司的“自願合作”行為。蘇珊·貝克在總結PMRC立場時也重申,這一組織所期待的是喚起唱片業的責任感和自律,而不是要求政府為管制思想或審查言論內容進行立法。…See More
Ma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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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上)

美國現有對電影和繞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是在兩個不同的“正義原則”的對立和妥協中形成的,一個保護兒童,另一個是言論自由。電影督導制度(等級區分)形成於1960年代後期,主要是針對畫面中的身體暴露和性行為,而繞舌和搖滾等音樂的督導制度則是形成於1985年以後,在後者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看到美國的精英人士如何在民主憲政、法治和公民社會的運作中對大眾文化產生影響,以及產生什麽性質的影響。1985年對於美國形成現有的饒舌和搖滾音樂督導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在一些精英人士的發起和參與下,成立了一個叫“家長音樂資源中心”(The Parents Music Resources Center,以下簡稱PMRC)的民間組織,其目的是為家長們對自己子女所聽的音樂提供必要的公共信息。PMRC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是蒂珀·戈爾(Tipper Gore),她就是當時任參議員,後成為副總統的戈爾的夫人。有一次,蒂珀·戈爾為11歲的女兒買了一張叫《紫雨》(Purple…See More
Ma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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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下)

愛因斯坦說,“信息不是知識”,但他並不崇拜知識,他說,“關於‘是什麽’的知識無法打開‘應該是什麽’的大門。”按照愛因斯坦的標準,今天學校里傳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識的知識”(僅僅是“信息”)或者與“智識”相去甚遠的知識,例如,《獨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現過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誦幾首詩、記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問題的標準答案、會演算怎樣的數學題、記住了多少英語單詞或語法規則等等。英國哲學家麥克斯韋 (Nicholas…See More
Ja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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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上)

美國學校教育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學生在互聯網時代需要學習怎樣的知識,這個問題也引起了大眾媒體的關注。11月10日,《奧克蘭論壇報》頭版刊登了記者安琪拉·希爾(Angela Hill)的《一個什麽都知道的世界》(A Know-it-all World),文章討論美國學生“用技術代替大腦”的問題,認為“即刻上網改變了知識的性質,甚至關於真實的觀念。”文章語帶調侃地例舉了人類知識的5個“重要時刻”:人類開始的時候,《聖經》創世紀記載,亞當和夏娃偷吃了“善惡之樹的果子”;公元前4世紀,柏拉圖區別了可確定的“知識”與會出錯的“看法”,哲學於是成為知識的王冠;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以經驗歸納為基本方法的科學,有了“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20世紀進入了電視時代,CBS主播克倫凱(Walter…See More
Ja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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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下)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數好人來實現和維持,它離不開具有民主政治素質和經驗的廣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美國已故伊利諾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參議員)說:“政治不是某種你可以拿來交給‘別人’的東西。既然政治是通過政府指揮人間事務的藝術,它就應該是這個共和國內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他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這樣看待政治,“現在許多人似乎把政治與壞事、腐敗行為、貪汙受賄、道德敗壞等同起來。我發現古往今來,大多數這些抹黑政治的話都是在人民不能選舉官職人員的地方發出的。” 人民以之為副業的不只是政治,而且是公民政治。政治是“最好的職業”,指的是它所要求的公民道德、學識和能力。這種對政治的期待與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政治的動物”一樣,是政治哲學的表述。德克森所表達的與其說是民主的現狀,不如說是對民主的理想和對民主政治的信念。 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想和信念,奧地利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熊彼德(Joseph A.…See More
Ja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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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上)

政治的不乾凈和不誠實,連政治家們自己也常不諱言,戴高樂說,“為了要當主子,政治人物總是先裝成僕人。”赫魯曉夫說,“政治人物到處都一樣。就算在沒有河的地方,他們也發誓說要造橋。”在普通人眼里,如薩特在《骯髒的手》中所描繪的,政治更是一種天生不潔和非善的行當。政治是一樁無需本錢,便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個人再平庸無能、人品猥瑣,只要政治正確,照樣能出人頭地。 因此有人把政治當作官場,雖然官場中風雲莫測、深險難料,但畢竟有機會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權勢、地位、尊貴。政治可以幫助他們敲開幸福的大門,讓他們能夠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極大地滿足對權力的欲望。他們把政治當作通往個人名利的捷徑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絕對與道德高尚、思想傑出、能力出眾沒有關聯。…See More
Ja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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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下)

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許多災難真相“走過漫長的道路,穿過狹窄的門廊,最終大白於天下”。如果說集中營世界的真相(包括它的複雜和矛盾)已經在被探尋,那麽,許多其他的災難真相仍然是不容涉足的禁區。就連刻骨銘心的災難記憶也經不起時間的侵蝕。一方面,“歲月流逝產生了負面的歷史效應。大部分證人,控方的和辯方的,都日漸凋零。留下來的證人,那些願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傷痛),仍然同意作證的人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記憶被後來接受的信息所影響,如讀到的報道,他人的敘述。有些時候,自然而然地,產生無中生有的虛假記憶,可時隔多年,讓這些虛假的記憶變得可信。”另一方面…See More
Ja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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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上)

“自由了,但沒有解脫”:記憶思想者普里莫·萊維普里莫·萊維常常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但丁,像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極為清晰、透徹的見證,為讀者描述了納粹極權罪惡的人間地獄景象。但是,無論他如何細致地描述這個地獄某個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規則,都可能被沒有地獄經驗的人們置若罔聞。對於人道災難的見證者來說,這是一件甚至比災難本身更可怕的事情。萊維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中,記述了一個小孩子的事。萊維從集中營解放出來後,得了一場猩紅熱,他在醫院里醒來時,旁邊的病床上躺著一個三歲的孩子,“一個死神的孩子,奧茲維辛的孩子”。他也許是在集中營里出生的,從來沒有學過說話。事後人們發現,這個被護士叫作“霍比列克”的孩子能說一個字,但那是一個誰都聽不懂的字,“在後來的幾天里,病房里的每個人都悄然無聲地聽他說這個字,急著想聽懂它的意思。我們這些人合在一起能說歐洲所有的語言,但霍比列克的那個字仍然是一個秘密。”沒有人能聽懂他說的那個字。1945年3月,這個孩子死了,“自由了,但沒有解脫”。…See More
J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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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下)

Posted on May 11, 2020 at 3:54pm 0 Comments

極權災難的後記憶主要是由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這一災難的人們所擁有的。後記憶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須借助社會、文化性質的,而非個人親身經歷的“集體記憶”,記憶研究稱其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災難親身經歷者的災難敘述要傳承給後代,並在後代中形成後記憶,必須在社會中存在一種能保留災難記憶,並為此記憶提供意義指向的語義環境。惟有這樣的語義環境才能為曾經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具體事件提供了一個可理解的語境。語義記憶需要借助敘述的形式,如文學作品、回憶錄、口述史、日記、歷史記敘。語義記憶還需要有公共的“記憶場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館、文物、紀念日或人物、公共論壇和刊物。在災難語義記憶環境不良或嚴重缺失的社會中(如中國,那里的“反右記憶”、“大饑荒記憶”、“文革記憶”都缺乏記憶環境),災難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災難的後記憶就可能變成一種懷舊,就連一些還活著的,部分親身經歷過災難的人們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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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中)

Posted on April 19, 2020 at 2:54pm 0 Comments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集體記憶並不是以對抗性記憶的形式出現的,參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學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員。俄羅斯總統人權事務全權代表魯金在當天的活動中第一個登台宣讀了10名被處決人士的名單。俄羅斯總統下屬的發展公民社會與人權委員會領導人費多托夫也參加了紀念活動,他說:“毫無疑問,舉辦類似的活動十分必要。這能消除社會中的極權專制思維和行為模式。……俄羅斯在20年前就已經擺脫了極權專制,但人們的思維至今尚未告別專制社會。轉換思維方式是長期和艱苦的過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羅斯人記憶斯大林統治的殘酷與暴行的時候,斯大林的“光輝形象”卻出現在俄羅斯學生可能使用的筆記本封面上。筆記本的封面上寫有斯大林大元帥的字樣,斯大林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顯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領導人表示,他本人對斯大林沒有好感,但斯大林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應因為斯大林的錯誤把他從歷史中一筆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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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創傷與懷舊並存的災難“後記憶”(上)

Posted on April 19, 2020 at 2:54pm 0 Comments

美國歷史學家布拉特(David W. Blight)說,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範圍內正在經歷人類歷史的第二次“記憶潮”(memory boom)。第一次記憶潮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種普遍的“世紀末”(Fin de siècle)心態。與上一次記憶潮相比,這一次記憶潮的特點是,許多記憶都與20世紀發生的歷史災難、創傷和“社會罪惡”有關,因此也都涉及是否應該和如何補償受害者的問題。然而,與此同時,商業利益正在與民族主義結成不神聖同盟,積極地對災難、創傷記憶進行“無害處理”,並將這種記憶轉化為一種光明神話。災難記憶與光明神話的並存和衝突因此成為第二次記憶潮的一個主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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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下)

Posted on March 27, 2020 at 3:02pm 0 Comments

參議院的聽證從一開始就定下了一個基調:這不是政府對大眾文化的干預。參議員約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聽證的目的不是為(唱片業)立法,……而只是為討論(“色情搖滾”)這件事提供一個論壇,為的是讓這件事為公眾知曉,進入公共領域,……引起全體美國人民的關注。”在聽證會上,有四位參議員發了言,PMRC和唱片業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場,最後還請一些專家教授和心理學家就音樂對人的行為影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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