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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下)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數好人來實現和維持,它離不開具有民主政治素質和經驗的廣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美國已故伊利諾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參議員)說:“政治不是某種你可以拿來交給‘別人’的東西。既然政治是通過政府指揮人間事務的藝術,它就應該是這個共和國內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他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這樣看待政治,“現在許多人似乎把政治與壞事、腐敗行為、貪汙受賄、道德敗壞等同起來。我發現古往今來,大多數這些抹黑政治的話都是在人民不能選舉官職人員的地方發出的。” 人民以之為副業的不只是政治,而且是公民政治。政治是“最好的職業”,指的是它所要求的公民道德、學識和能力。這種對政治的期待與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政治的動物”一樣,是政治哲學的表述。德克森所表達的與其說是民主的現狀,不如說是對民主的理想和對民主政治的信念。 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想和信念,奧地利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熊彼德(Joseph A.…See Mo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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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上)

政治的不乾凈和不誠實,連政治家們自己也常不諱言,戴高樂說,“為了要當主子,政治人物總是先裝成僕人。”赫魯曉夫說,“政治人物到處都一樣。就算在沒有河的地方,他們也發誓說要造橋。”在普通人眼里,如薩特在《骯髒的手》中所描繪的,政治更是一種天生不潔和非善的行當。政治是一樁無需本錢,便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個人再平庸無能、人品猥瑣,只要政治正確,照樣能出人頭地。 因此有人把政治當作官場,雖然官場中風雲莫測、深險難料,但畢竟有機會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權勢、地位、尊貴。政治可以幫助他們敲開幸福的大門,讓他們能夠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極大地滿足對權力的欲望。他們把政治當作通往個人名利的捷徑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絕對與道德高尚、思想傑出、能力出眾沒有關聯。…See More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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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下)

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許多災難真相“走過漫長的道路,穿過狹窄的門廊,最終大白於天下”。如果說集中營世界的真相(包括它的複雜和矛盾)已經在被探尋,那麽,許多其他的災難真相仍然是不容涉足的禁區。就連刻骨銘心的災難記憶也經不起時間的侵蝕。一方面,“歲月流逝產生了負面的歷史效應。大部分證人,控方的和辯方的,都日漸凋零。留下來的證人,那些願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傷痛),仍然同意作證的人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記憶被後來接受的信息所影響,如讀到的報道,他人的敘述。有些時候,自然而然地,產生無中生有的虛假記憶,可時隔多年,讓這些虛假的記憶變得可信。”另一方面…See More
Ja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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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上)

“自由了,但沒有解脫”:記憶思想者普里莫·萊維普里莫·萊維常常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但丁,像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極為清晰、透徹的見證,為讀者描述了納粹極權罪惡的人間地獄景象。但是,無論他如何細致地描述這個地獄某個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規則,都可能被沒有地獄經驗的人們置若罔聞。對於人道災難的見證者來說,這是一件甚至比災難本身更可怕的事情。萊維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中,記述了一個小孩子的事。萊維從集中營解放出來後,得了一場猩紅熱,他在醫院里醒來時,旁邊的病床上躺著一個三歲的孩子,“一個死神的孩子,奧茲維辛的孩子”。他也許是在集中營里出生的,從來沒有學過說話。事後人們發現,這個被護士叫作“霍比列克”的孩子能說一個字,但那是一個誰都聽不懂的字,“在後來的幾天里,病房里的每個人都悄然無聲地聽他說這個字,急著想聽懂它的意思。我們這些人合在一起能說歐洲所有的語言,但霍比列克的那個字仍然是一個秘密。”沒有人能聽懂他說的那個字。1945年3月,這個孩子死了,“自由了,但沒有解脫”。…See More
J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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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把人民當傻子的“開明君主”和“偉大領袖”(下)

六個多世紀以來,那些統治手段高明、毒辣的專制君王,包括那些不以君王的名義施行獨裁專制的領袖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統治法術,那就是,口頭上把抽象的“人民”捧上天去,而實質上則是把自己的人民當傻子。《君主論》是一部君王教育之書,但書中的許多建議其實都是許多暴君早已無師自通了的心得體會。例如,只要不妨礙到他們的權力利益,暴君們也會講道德仁義,也會許下諾言,信誓旦旦保證遵守。不用馬基雅維里教他們,他們也知道,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並不需要重視遵守諾言,重要的是要懂得運用陰謀詭計,並且最終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人。在遵守信義於己不利的時候,君主決不會遵守信義,但仍會裝出遵守信義的樣子。至於其他的品質,馬基雅維里告誡道,君主必須在表面上裝出慈悲、忠實、仁愛、公正、篤信的樣子,他甚至主張,一個聰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敵,然後再用強力把仇敵消滅,這樣才能使自己名聲大振。君主制政治上只應該考慮有效與有害,不必考慮正當與不正當,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說:“必須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要去實踐那些認為是好人應做的事情,因為他要統治國家,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See More
Dec 2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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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把人民當傻子的“開明君主”和“偉大領袖”(上)

人民期待偉大、英明的領袖,把出現這樣的領袖視為江山社稷最安全的保障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在過去的五六百年間,偉大領袖從“開明君主”逐漸變化成為先進政黨的掌門人。偉大領袖是在古典共和的理想衰落和破滅後崛起的新型政治權威。十六世紀的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君主政體的時代,列奧·施特勞斯說,“那個時代,無論是在佛羅倫薩,在意大利,還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是共和國的時代;君主政體正在上升,方興未艾;共和國毋寧說是時過境遷了。”…See More
Dec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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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說理豈能不知道“理在哪里”(下)

無論是像憲法這樣的法治權威,還是像《聖經》或《可蘭經》這樣的宗教權威,人們把它們認同為理的來源,都不是簡單的服從,而必須成為一種信仰。美國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 Berman)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在中國,法只是為權力統治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人們所信仰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規範。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價值作用。人們服從法律,主要是出於害怕法律的懲罰,並沒有將它內化為一種共同規範。即便在需要時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過是出於臨時抱佛腳的需要,期求滿足的只是一個具體的要求。連最高的憲法也是如此。憲法形同虛設,連國家主席都保護不了,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內經受了又一次…See More
Dec 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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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說理豈能不知道“理在哪里”(上)

公共說理的一個首要條件是人們普遍知道理在哪里。在寬容的說理環境中,人們往往是為達到某種或然性的真實共識而進行說理辯論。這決定了公共說理在一個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質和作用。 文學批評家布斯(Wayne C.…See More
Dec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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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有利可圖的“有機知識分子”(下)

這些姓名對今天的人們也許非常陌生,但在伊拉斯謨的時代的知名度絕不在二十世紀的希特勒、斯大林、齊奧賽斯庫、波爾布特、卡扎菲之下。伊拉斯謨還規勸君主,不要以為自己是人民的“主人”,“如果你說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麼他們就必定是你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你可就得當心了,因為誠如古人所言,每一個奴隸那里你都會發現一個敵人”。講授權術也好,勸說仁政也罷,正如歷史學家彼德·比爾克(Peter…See More
Nov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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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有利可圖的“有機知識分子”(上)

不久前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奔向重慶的學者們》,說的是一些知名學者為“重慶模式”搖旗吶喊,出謀劃策。作者用的是“學者們”,而不是“知識分子”的說法,大概是要把“學者”區別為一種不同於“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格。其實,學者們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那些“奔向者”們有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強的意願,更渴望與權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那里得到啟發,曾提出著名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說法。葛蘭西認為,革命政黨這個“現代君主”是一種歷史的力量,使得工人階級可以有它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有機地“嵌入”工人階級的事業,並成為它的“代言”者。就力圖“嵌入”權力,並為之“代言”而言,那些“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完全稱得上是“有機知識分子”。最早的有機知識分子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而啟發過葛蘭西的馬基雅維里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當時的有機知識分子都具有“人文主義者”的身份,這是一個與今天的“學者”有些相似的身份。他們是有“學問”的人,並且巴望能將學問奉獻給當權者,得到賞識和犒賞。馬基雅維里向“新君主”奉獻的是他的《君主論》(1513)。幾百年來,《君主論》一直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枕…See More
Nov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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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大眾文化中的價值觀(下)

在美國,現有的多種大眾文化定義都能找到相應的例證,但每一種卻又都不能充分顯示大眾文化的多元樣式和多種特征。而且,有的文化研究由於過分注重邊緣性的大眾文化,反而容易忽視影響更為廣泛的大眾文化。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大眾文化,群眾傳播媒介(如電視、廣播和網絡上的布道)使得基督教以新的大眾文化形式發揮道德教化、社會組織、選舉政治動員等重要作用。這樣的大眾文化既是傳統的,又是民間的,既借助現代技術,但又並不依賴於此。它雖然是宗教,但對於美國公民社會的基本價值有著重要的影響。托克維爾將這種植根於民間的基本價值稱作為“民情”…See More
Nov 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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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大眾文化中的價值觀(上)

在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里,人們對什麼是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實例聯想。例如,在美國,影視和某些音樂種類(尤其是繞舌和搖滾音樂)是特別典型的大眾文化,現有的督導制度也主要是針對這些大眾文化種類的。現有的好些不同的大眾文化定義都同時適用於影視和某些音樂種類。其中包括以受眾的眾多、群眾文化(mass…See More
Nov 2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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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舌尖上的中國”和飲食禁忌(下)

另一種對飲食禁忌的解釋是文化性的,往往與古老的禁忌觀念有關。傑出的人類學者瑪麗·道格拉斯在《潔凈與危險》中就此寫道,“如果把關於汙穢的觀念中的病源學和衛生學因素去掉,我們就會得到關於汙穢的古老定義,即汙穢就是位置不當的東西。”這是一種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歷史文化視角,它讓我們看到“一系列有秩序的關係以及對此秩序的違背”,“這樣一來,汙穢就絕不是一個單獨的孤立事件。有汙穢的地方必然存在一個系統。汙穢是食物系統排序和分類的副產品,因為排序的過程就是拋棄不當要素的過程。”被排序所拋棄的那些因素,它們的“骯髒”和“不潔”並不在於事物本身,而是相對的,由排序的過程和系統所決定。例如,“鞋子本身不是骯髒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骯髒的;食物本身不是汙穢的,但是把烹飪器具放在臥室中,或者把食物濺到衣服上就是汙穢的。”中國人的正規宴席上不上狗肉、貓肉,是否與這些食品是“位置不當的東西”,因此成為“汙穢之物”有關呢?有研究者指出,飲食禁忌還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律法”和“誡命”。誡命是懲罰性的,是“關於美好德行和罪惡習慣的隱喻”,人有誡命,才能不至於無所不為或為所欲為。有人提出,摩西的律法所禁止的正是那些最為美…See More
Nov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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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舌尖上的中國”和飲食禁忌(上)

“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風靡全國,據說它甚至帶旺了許多東西在淘寶上的銷售,如傳統食品、食材、零食甚至傳統烹具。這當然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有意思的不僅是這個紀錄片說了些什麼,還應該包括它沒有說什麼,而其中最明顯缺位的似乎是中國的飲食禁忌。飲食禁忌是任何一種飲食文化的重要部分,相信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人是世界上飲食禁忌最少的民族,為何如此,有待於人類學家和文化歷史學家去好好研究。飲食禁忌指的是一個社會群體自覺地避免食用特定動物或植物的現象。飲食禁忌極具民族性和歷史性,不存在全世界通用的飲食禁忌。也正因為如此,一個民族不吃什麼,也許比吃什麼更能體現它的飲食文化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也許反倒是一個飲食文化較少特色的國家,這也是為什麼中餐能在全世界各地變化適應、落地生根的原因。多數飲食禁忌不是由文本記載、供人民謹守的律法。它隨著社會習俗的承襲而流傳至今。然而,飲食禁忌在特定地區所具有的約束力並不亞於法律。對飲食禁忌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衛生學或病源學的解釋。人類文化中存在著對飲食的選擇、偏愛、避免或禁止,往往有潛在的“合理”原因,形成拒食某些難以消化或具有毒性的食物的傳統。《聖經》(舊約)的“…See More
Nov 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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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什麼是《知青》“激情歲月”的激情?(下)

當然,大多數的青年學生確實是響應了上山下鄉的號召。對於處於生理激情期的青少年來說,這一點也不奇怪。上山下鄉是一場由“革命”意識形態主導的群眾運動,被稱作為“上山下鄉幹革命”。確切地說,上山下鄉是“文革”群眾運動中的一場亞運動,運動的主體對象是“老三屆”的青年學生(至少開始時是如此)。這一青年運動與其他一些青年運動非常類似。意識形態對青年人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與他們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緒和認知特點有關。吳潮和趙曉蘭在《納粹運動與德國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層的主體都處於平凡狀態,但比其他年齡層卻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轟轟烈烈的心境,“他們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壓抑,追求著失意中的奮起。在當時,德國青年人彌漫著一種如醉如狂的情緒,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戰中扛過槍的人們,也有那些在凡爾賽和約令人沮喪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在思想上他們渴望著某種能給心靈和幻想帶來激蕩的東西,某些值得為之而生活的理想,這是當時德國青年整體精神狀態的畫面。凡爾賽和約的某些條款以及戰後德國的混亂狀態又削弱了國家對於未來一代的成長和教育影響,希特勒及其納粹主義終於首先在德國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熱烈的宣揚者和最堅決的執行…See More
Nov 14, 2019
Jemaluang 三板頭· posted a blog post

徐 賁·什麼是《知青》“激情歲月”的激情?(上)

電視劇《知青》再次引起了“文革”期間“激情歲月”的話題,有評論說,“這部劇顯然不是‘老三屆’們的專屬,不同時代的人看過都會有截然不同的觀後感。有的老知青認為劇中表現的知青生活不夠艱苦;有的90後觀眾則認為當年的激情歲月值得向往”。需要追問的是,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激情歲月”。知識青年在“文革”中的“上山下鄉”不同於在這之前的少數畢業生因成分不好而被送到農場的“就業安置”,“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是以“青年運動”的形式來裹挾幾乎全體青少年到農村“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的。這種青年運動只有在“文革”的極權制度中才有可能。“上山下鄉”不是去就業,而是去革命,去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革命的烏托邦。在那時,作為共產主義未來一部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許多青年人以革命狂熱去追求的“天堂之夢”。在“文革”的環境下,任何人都必須至少在表面上裝作相信這樣的天堂之夢。米蘭·昆德拉寫道,“極權主義不僅是人間地獄,還是天堂之夢”,沒有這樣的天堂之夢。統治權力就沒有辦法在人們的思想、行為中建立起它的全面有效控制。對天堂之夢的追隨者來說,這一夢想使得他們選擇無視罪惡和苦難,滿眼都是光明和幻想。“文革”的…See More
Nov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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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下)

Posted on January 20, 2020 at 4:52pm 0 Comments

即使在民主政治制度真的已經建立起來的地方,好的政治仍然不可能只靠少數好人來實現和維持,它離不開具有民主政治素質和經驗的廣大公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好人政治,而是公民政治。美國已故伊利諾州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 1951-1969任參議員)說:“政治不是某種你可以拿來交給‘別人’的東西。既然政治是通過政府指揮人間事務的藝術,它就應該是這個共和國內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他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這樣看待政治,“現在許多人似乎把政治與壞事、腐敗行為、貪汙受賄、道德敗壞等同起來。我發現古往今來,大多數這些抹黑政治的話都是在人民不能選舉官職人員的地方發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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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下)

Posted on January 14, 2020 at 9:31pm 0 Comments

然而,與其他一切記憶一樣,災難記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萊維對此有著非同一般的清醒認識。他說,“在了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回憶。但在這些回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良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只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出表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眼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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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普里莫·萊維:記憶思想者(上)

Posted on January 12, 2020 at 5:46pm 0 Comments

“自由了,但沒有解脫”:記憶思想者普里莫·萊維

普里莫·萊維常常被人稱為二十世紀的但丁,像中世紀的但丁描繪地獄一樣,他以極為清晰、透徹的見證,為讀者描述了納粹極權罪惡的人間地獄景象。但是,無論他如何細致地描述這個地獄某個角落中的人物、事件和規則,都可能被沒有地獄經驗的人們置若罔聞。對於人道災難的見證者來說,這是一件甚至比災難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萊維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果這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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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賁·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上)

Posted on January 3, 2020 at 9:46pm 0 Comments

政治的不乾凈和不誠實,連政治家們自己也常不諱言,戴高樂說,“為了要當主子,政治人物總是先裝成僕人。”赫魯曉夫說,“政治人物到處都一樣。就算在沒有河的地方,他們也發誓說要造橋。”在普通人眼里,如薩特在《骯髒的手》中所描繪的,政治更是一種天生不潔和非善的行當。政治是一樁無需本錢,便有利可圖的生意,一個人再平庸無能、人品猥瑣,只要政治正確,照樣能出人頭地。



因此有人把政治當作官場,雖然官場中風雲莫測、深險難料,但畢竟有機會從中得到相當的好處:權勢、地位、尊貴。政治可以幫助他們敲開幸福的大門,讓他們能夠榮華富貴、呼風喚雨,極大地滿足對權力的欲望。他們把政治當作通往個人名利的捷徑和通道,即便不是附膻逐腥之地,也絕對與道德高尚、思想傑出、能力出眾沒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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