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如果「延異」使不屬於今天的意義對今天產生意義，那麽這未必不可能成為「拋棄邏各斯中心話語(logocentric discourse)」之後的形而上學。萊維納斯以相當神學化的方式，稱之為「全然的其他」(Wholly Otherwise)(47)。在德里達本人的具體論述中，他確實是想借助「全然的他者」之概念，區別tout autre est tout autre所包含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主題」：「一種是要為上帝自身(for God alone)或者為任何單一的個體(for a single other)持守它所可能持守的『全然的他者』之性質，亦即『無限的他者』。…

民俗自身盡力去承載起幾經波折的社會群體與關係。這也揭示了硬幣的另一面，即不適宜自由農民的理想世界。描述主仆之間、牧師和會眾關係的軼事，從未承受公眾的審查。這些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有理由宣稱大多數的民俗，正如本特·霍爾貝克(Bengt Holbeck)所言是「無權者的遊戲」：來自井然有序社會的邊界地帶的評論時而可怕，時而痛苦。盡管受到壓制，但是民眾的聲音也沒有失去活力或者幽默感，而是帶有創造力、自由和自尊的回響，並且與富足的農民形象迥異。…

冬至日，寒氣已進入旺盛期

我想到古人滋陰補陽的風俗

便來到野店，要了一瓶稻花香

破戒獨飲

畢畢剝剝的細滴落在雨蓬上

敲打出散亂的句子

近處是鳳尾竹、火燒青岡林

遠處是濃霧遮住了遠方的風景…

《呂氏春秋·大樂》同樣在天人關係的視域下將「樂」的生成歸諸天地、陰陽，其關注點則在於「人」與「欲惡」之間的關係：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29)

 …

1、鼻

肉色平原上聳立一座小小的墓穴

兩旁彌漫着萋萋蔓草，與夫

呼啦呼啦的風聲

2、眼

 …

中與和盡皆受造於誠，但它們反過來又必得與誠一道，造就天下萬物——在漢語思想中，這是中與和肩負的責任與義務，逃無可逃，避無可避。在中與和所成之物中，詩乃異常特殊之物；詩「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103)——「天工」之喻，正軟著陸於中和之上，也與中和無縫對接。古人有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104)



龔鵬程由此斷言，上古典籍之所以盡皆偽托某某聖賢，乃是「神聖性作者觀」導致的結果，既必然，也格外莊嚴：「在神聖性作者觀的時代，不論作者是否可以確指，作品都代表眾人的聲音，其意旨是普遍的，對每個人都有意義，所以才會傳述廣遠。其意涵又往往是外指的，帶領眾人去認識世界、理解社會、體會宗教與歷史。這時，作品通常總是充滿了贊頌的態度。是對天地、神祇、祖先、國族社會、偉人聖哲的謳歌……其中均充滿了驚異、歡樂、唱嘆、頌美。人生不是沒有憂苦，對社會不會沒有批評，但整個精神卻是以贊頌為主的。」…

不僅室內有「聲音的空間」，室外也是一樣，走過夜路的人都知道，眼睛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野外沒有多大作用，這時辨別方向與位置主要靠耳朵。有意思的是，空間明明是首先訴諸視覺的，人們卻喜歡用聽覺來做出種種表示：《老子》用「雞犬之聲相聞」形容彼此距離之近；英國人對「倫敦佬」的定義為「出生在能聽到聖瑪麗-勒-博教堂鐘聲的地方的人」；[4](P448)麥克盧漢的「地球村」意為全世界已經融合為一個共同的「聽覺空間」，「地球人」在高科技時代變成了能「聽」到相互動靜的鄰居。…

「我沒有太多可以幹的事情。不上網還能幹什麽? 反正上網現在也不貴，流量越來越便宜。如果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可以不上網，有的時候(在網上)也真是沒什麽可以幹的了。但網絡的優點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東西。總能找點東西看。」(WX-4)

所以，如果僅僅將個體的時間體驗與互聯網的「線上」實踐相聯而忽視了「線下」的社會處境，就容易滑向「技術決定論」，從而將時間體驗和實踐的改變僅僅放在技術革新之下，而不是社會發展之中。事實上，技術是「內嵌」於社會發展之中的。技術及其設備的使用並不會直接決定我們的時間體驗和實踐，而是諸如社會階層地位、城鄉時空位置、組織管理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們在互聯網時代「數字親密」生活現狀下的時間觀點和實踐。

 …

然而，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在「進步」的凱歌聲中，歷史的空間維度或者說歷史的「場所」特征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史學家們依照時間規律和因果關係，把歷史事件編織成了一種類似小說一樣的文本。時至今日，歷史的結構已經被簡化成了一種時間性的「鏈條」，似乎與空間、場所、地方這樣的概念沒有多大關係。



可在古代社會，甚至在中世紀，人們心目中的歷史卻不是這樣的，他們認為：脫離了特定場所的歷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作為歷史基本構成材料的歷史事件總是和一定的地方聯系在一起。



比如說， 「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在他們每天的采集和狩獵行進過程中，到處都能碰到有`故事'的地方」， 「這些滿是事件的地方，或深或淺地、斑駁地分布在領土上。它們發生過不同尋常的事情之後，就擁有了一種氣息，彌漫在整個周邊地區」，而「所有這些地方都擁有`生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群或人類共同體所生存的環境就充滿了越來越多的這類地方， 因此， 「一些地區布滿當地傳說的褶皺。這類自然的記憶垃圾堆等於中世紀`記憶術'…

《7 摸不到门路 缺专家指路·砂生态旅游搞不起》（下）

絶大多數的生態旅遊之遊客群是來自北美洲、歐洲以及日本。預測從現在起的3年內，也即到了2010年時，預料整個旅遊市場將有約7000萬的生態旅客。

而進行生態旅遊活動的有錢又有閒的遊客，是比普通的觀光客出手更大方闊綽，每人每次行程的花費1000至1500美元，且住上好幾天消費。

• 進行生態旅遊活動的基本條件之一，必須是熱愛大自然和保護環境。…

《左傳》先經、後經、依經、錯經，「隨義而發」之解經方式，後世衍變成為一種敘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所謂「史傳」傳統。毛宗崗《讀〈三國誌〉法》，推崇《三國》書乃文章之最妙者，論及三國故事之起始與終結，參差與錯落。《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其先經、後經、依經、錯經之敘事傳統，顯然可以前後輝映，相互發明。其言曰：…

詹姆遜的觀點與其特定的理論取向有關。他在1980年代明確指出：“上一代，還存在著專業哲學的專門話語——薩特或現象家們的龐大體系，維特根斯坦或分析哲學或普通語言學哲學的著作——還可以與其他學科——例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或文學批評這些相當不同的話語區分開來，現在，我們漸漸地有了一種直接叫做‘理論’的書寫，它同時都是或都不是那些東西。



這種新的話語，通常與法國有關，而且被稱作法國理論，正在逐漸擴展並標誌著哲學本身的終結。例如，福柯的作品是否應稱為哲學、歷史、社會理論或政治科學？正如他們現在所言，這是難以定奪的；我將建議把這類‘理論話語’也歸入後現代主義現象之列。”[65]詹姆遜所說的“法國理論”，指的是1960—1970年代法國符號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者的理論文本以及因為這些文本而被復活的一些此前的著作，如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德國批評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蘇俄批評家巴赫金（M.M.…

卡勒指出，這個述本有個大漏洞：戲劇開場時，俄狄浦斯國王已經登基多年，與前王后養育了幾個子女。這一天他下令徹查當年國王拉伊奧斯被殺一案，但是他心存猶疑，因為他多年前曾經一個人在路口殺死某老人與其隨從。王后安慰丈夫說有一個見證人，曾對全城人說過，他看到「一群強盜」殺了前國王與侍從，因此不可能是俄狄浦斯殺了前國王。於是一切取決於找到此證人。但當證人應召到來時，俄狄浦斯根本沒有問當年殺人者究竟是「一群」還是「一個」，而只是追問自己的身世。卡勒說：「當他聽說自己就是前國王的兒子時，馬上得出結論：是他殺了拉伊奧斯。他的結論不基於新證據，而是述本自身的意義邏輯……事件不是主題（意義）的原因，而是其效果。」[29]卡勒說他當然不是想證明三千年前的俄狄浦斯無罪，他是說述本必須有意義，情節邏輯自身的壓力（而不是底本的「真實事件」）迫使俄狄浦斯必須發現自己犯下弒父娶母大罪，不然這個戲就不成戲。…

二、天籟說…

早晨，我對人説雖然這冬日的寒風

刺得我發怵，但我卻是三月的驕陽

依然春風拂面。我的態度

中午就有了回報

我從榆林間踱出去

又從竹林下轉回來

我抄起雙手細細辨認這臘月的聲音

臘月皺起眉頭在歲末沉思…

蘇珊·桑塔格飽受癌症之苦；她似乎傾向於對疾病進行哲學思考，以緩解被疾病綁架的肉體之痛。桑塔格認為：「浪漫派以一種新的方式通過結核病導致的死亡來賦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認為這樣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使人大徹大悟。通過有關結核病的幻想，同樣也可以美化死亡。」(93)與有些假模假式但充滿善意的「大徹大悟」截然相反，與略帶矯情意味但又不無誠懇的「美化死亡」完全不同，作為詩歌意象的「鶴」(和)有能力讓張棗在劇痛之中，居然有所頓悟於一個因「和」(鶴)而來的美好事實：

 真實的痛並不痛，它只有痛的萬種姿態，比如雪花，水，某物的或你濡嫩的舌頭。(94)…

彌爾頓反復強調出版自由，其理由簡單地說，是真理不怕與虛偽交鋒：“雖然各種學說流派可以隨便在大地上傳播，然而真理卻已經親自上陣：我們如果懷疑她的力量而實現許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傷害了她。讓她和虛偽交手吧，誰又看見過真理放膽交手時吃過敗仗呢？”[16]複雜些說，人不是神，人間的生活本來就是真善美與假醜惡並存的，惡是善的存在條件。“你縱使把一切貪欲的對象都消除掉，把一切青年都幽閑起來用最嚴格的紀律加以管理，但你卻不能使原來不純潔的人變得純潔。……縱令我們可以用這種辦法消除罪惡，但應當注意的是我們像這樣消除了多少罪惡，就會破壞同樣多的美德，消除其中之一，便會把另一個也一起消除了。”[17]…

該定義還有另一個不算太新卻也是標誌性的特征，它通過描述民俗的一系列具體形式和產品框定了民俗的基本輪廓。這樣做帶來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將民俗這一名詞用於那些習以為常地認為是民俗的東西，以及那些在形態或行為上相似於它們的東西。」以民俗事象為中心來定義民俗，就會在區分「傳統」和「民俗」時產生明顯問題。…

在我看來，這種大循環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首先是進行文本闡釋，弄清楚文本各個層面的意義，然後把文本意義與特定文化傳統和歷史語境聯系起來，梳理這些意義與各種外在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再返回到文本之中，進一步對文本意義做出闡釋。通過文本—語境—文本的循環闡釋無疑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闡釋對象，揭示出更豐富的意義。

四、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

在論及「強制闡釋」的普遍性時，張江列舉了四條原因，除了「心理本能」之外，其他三條基本上都涉及知識生產的方式問題：闡釋究竟屬於認識論還是價值論？闡釋的目的究竟是「追問真相」還是「意義建構」？這實際上觸及到了闡釋學的根本問題。…

我國的文學地理學也吸納了部分西方理論資源。在西方，法國的斯達爾夫人和丹納是早期關注文學與地理關係的代表性學者。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中闡述了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差異及其形成的原因，尤其強調了地理環境和氣候等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法〕丹納著，傅雷譯：《藝術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265-364頁。）而西方的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乃至空間批評、生態批評等也的確影響著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思維和方法。如邁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學》裏就辟專章探討了文學創作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R.J.約翰斯頓編著了人文地理學扛鼎之作《人文地理學詞典》。卡爾·索爾、拉策爾等學者也探討過文化、人類學等與地理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