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制的國家里，「人道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人性化的過程、淳化習俗和法律是一個意思，這個過程在大眾共和制的國家里已經開始了，並且仍在繼續著。貴族家庭和血親關係的堅固紐帶漸漸地松弛了。皇帝們打算在高貴榮耀的庇護下，大力推進貴族和平民都具有的人類的自然權利。奧古斯都努力保護托管制度，從前憑著這一制度就可以把財產轉讓給沒有繼承權的人，當然，這只是因為出於對受傷害的繼承人的同情；他把這種同情心從一種權利轉化成了一種需要，強迫繼承人執行托管制度。為數不多的幾個元老院法令緊跟著出現了，這些法令對cognati（一般親屬關係）和agnati（嫡親關係）一視同仁。最後，查士丁尼取消了繼承的財產和托管者掌控的財產的區別，把法爾什德法的四分之一與特列別里恩法相混合，並準確地把一般親屬關係和嫡親關係放到了與未立遺囑的繼承權相同的地位，最近的羅馬法清一色是關於遺囑的，盡管它們在一開始可以因不重要的原因而被廢除，但現在它們不得不被理解為最適合保護他們的合法性的方式。

一旦父主控制孩子們人身的巨大權利消失了，他對於孩子所獲得的財產的經濟權利也會隨之消失。因此，皇帝首先採用peculium castrense（服兵役期間得到的財產）來吸引年輕人進入戰爭，接下來，又採用the peculium quasicas-trense（任禁衛軍所得的財產）來吸引他們參加禁衛軍，最後採用the peculium adventitium（從國外所得的財產）來滿足那些既不是士兵又不是學者的人。他們剝奪了the patria potestas（國家公職）對其養子的影響，現在不再局限於親屬關係這個小圈子里了；他們一貫支持正式的收養（arrogatio），然而正式收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件困難的事，因為從一個父主變成另一個家庭的從屬的成員是件困難的事；他們把擺脫家長管教而獲得合法權利看作是一種恩惠，他們還通過後來的結婚儀式把全部有效的莊嚴婚姻合法化。The imperium pate-rnum（由父親繼承下來的官職）作為一個高傲的頭銜好像有損於帝國的威嚴，它被轉換成了patria potestas（國家公職）。再者，君主制的人道傾向伸展到了由奴隸組成的古代家庭：皇帝們限制戶主們殘酷地對待奴隸，通過增強武力，減少奴隸解放的隆重儀式來施惠於他們；每位在羅馬出生的人都享有公民權，甚至那些父親是奴隸的人，只要他母親是自由的或有公民權的，他就被授予公民權。

起初，公民權只授予那些出類拔萃的外邦人，他們理應受到羅馬人民的獎賞。處罰也變得和緩多了，君主們憑著「仁慈的」美名來標榜自己。人們一直傾向於依據天生平等的原則自由地理解法律條文，我們也許可以說，康斯坦丁大帝在制定這個原則——任何一個要求平等的個人動機都會踐踏法律——的時候，他毅然決然地取消了這一條法律。十二銅表法中沒有例外的「privilegia ne irroganto」（決不授予的特權）與這一原則完全對立。所有特權都是法律的例外，這些例外是由某些事實上使其超出法律一般範圍的特殊功勛所決定的。對特殊民族的權利的限制是逐漸被廢除的：在卡拉卡的統治之下，整個羅馬世界變成了一個單一的羅馬，因為偉大的君王們想讓整個世界變成一座城市，這種思想源出於偉大人物亞歷山大，他曾說過，對他而言，整個世界就是一座城市，他的馬其頓方陣就是避難所。在哈德良大帝統治時期，執政官的法令被薩爾維烏斯·尤里安的永恒法令所取代，該法令大概是唯一一部由地方性法令組成的法典。 

隨著君主制的建立，種族自然法被民族自然法取代了；因此，這種政治的、社會的和法律的形式在理性充分發展的階段是最適合人類本性的。還有，我們在經歷了漫長的歷程之後再次完成了統一，這種統一存在於家庭君主制統治時期原始父主們的個人之中，我們已經不失時機地對這一點作出了說明；民族歷史的進程必須被看作是絕對完成的，進一步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了。人類發展到最文明、最優雅的階段之後，唯一的一種可能就是腐敗墮落，別無選擇，野蠻主義的復歸是一種反思的野蠻主義，是人類滑向一種新的自然狀態的表現，人類將再次回到一種全新的、英雄的野蠻狀態之中。

【注釋】

[1]拉丁詞，具有多種含義：意見、觀點、建議、忠告、指使、決定、命令、指示、權利、權力、地位、權威、勢力、聲望、榜樣、保證、文件、所有權，等等。——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