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經典本身，要求我們不再糾纏於理論思辨的概念分析，而是更加關切經典本身的形成中的諸多文化社會學問題。經典的形成是一個包含了極多複雜因素的過程，有些因素卻被我們忽略了。 

實際上，在經典的論爭中已經提出了不少值得關注的研究方案。弗勒確信經典形成過程中，文類或文體因素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特別指出，在經典的形成過程中有兩個方面非常重要。其一是在經典建構中，一些翻譯和早期本土文學在經典演變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

經典在教育系統中的工具性，就是它作為再生產過程的對象化功能，由此構成了布爾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經典問題的實質在於它必須作為教育體制的文化資本而呈現出來。吉洛利認為，教育體制會以經典形式來限制作品的特殊性，其結果必然是刻板內容和普遍真理的霸權的形成。

所以，修正和重構經典也就具有重要意義。比如，女性主義對經典的成功的修改，不只是對立文化的勝利，而且是勞動的性別分工再生產的系統特征的體現，它呈現為中產階級女性進入了不斷擴大的職業和管理領域。

 …

福柯寫道: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話語生產是依據一定數量的程序，而同時被控制、選擇、組織和再分配的，這些程序的功能是轉移其權力和危險，應付偶發事件。”(29)說的簡單一些，話語形成的基本法則就是排斥，它最顯著和最常見的手段就是禁止。



回到文學經典問題上來，遴選經典就意味著來接納某些作品，同時又在拒斥更多的作品。舉個例子來說，《全唐詩》收錄了2千5百多人，詩作4萬2千多首。但是，真正能進入文學史、各種選集、文學教材和課堂的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詩人，絕大多數人不是被忘卻，就是消失在閱讀公眾和各種出版物的視野之外。…

據我觀察，爭論中大凡主張現存經典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理論，多半傾向於強調文學經典的根據源自於美學價值，因此經典說到底是一個美學問題。前面我們所討論的理論即如是。比如恪守文學經典重要性和權威性的布魯姆，就非常強調經典的審美特性；再比如弗勒，他強調經典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文類問題，而文類的社會文化變動說穿了，乃是一個審美選擇的問題。



既然是一個美學問題，那麽，經典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就一定依賴於經典文本自身，或是創造經典的作家和詩人。往深處說，這個判斷又呈現為兩個相關問題的理論表述。從前一方面來看，經典是依賴於文本自身的審美品質而獲得經典地位的，這個判斷似很接近人們的常識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