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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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薇 posted a blog post

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7)

日本天皇在電台廣播中宣布投降的沉重話語,我們都親耳聽到。但是隔不多久,臺灣人就轉變身分為中國人,所以我家倒不必像左鄰右舍的日本人那樣慌張遷走。日租界裡的臺灣居民都分到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鄉人競相走告:要趕緊把日本的太陽旗焚燒掉。我家大門前插上一面簇新的中國國旗。我覺悟到,我們突然變成「支那人」了。而支那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凶狠起來。永樂坊與我家只一牆之隔,從二樓浴室的窗口,可以清楚地俯瞰衖堂裡瘋狂的掠奪。許多上海當地的男女,爭先恐後地湧入日本人的住宅內,不管主人在或不在,肆意地搬走他們所見到、所欲望的東西。有一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來。大山弘子的大鋼琴被抬走了。一箱一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搶奪的人貪婪地滿懷抱著、雙手提著。他們吆喝著、尖叫著,互相拉扯個不清,終於彼此叫罵,扭打起來。從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個個低聲下氣,連討饒都不敢,全家人蜷縮在一隅,眼睜睜看著自家的財物被人搬走。「東洋鬼仔。」「東洋鬼子!」掠奪者邊搶還邊詈罵。大人不許我們小孩子趴在窗口看,但我們被下面前所未見的混亂景象震懾住,沒法子離開那裡。一切都真實地進行著,但是隔著一堵牆,從二樓的窗口看下去,一切又都是那麼…See More
Se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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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6)

這裡,我應該補充說明,前文所記的對話,其實是用不同種語言發音的。例如跟外祖父,我們使用的是臺語:和小學同學,我們講日本話;至於在家裡,父母跟我們講話時是夾雜著日語、臺語,甚至還有些許滬語。我同娘姨,以及偶爾在街上碰見的「支那人」,便都講上海話了。我的日本同學和他們的家人,也都多少懂些上海話,否則上街購物極不方便。我們有兩項頗有意義的課外活動。一是養山撥鼠,一是種番茄。學校的空地多,後面搭蓋屋棚,養了一些山撥鼠。棕色的毛、烏黑骨碌碌的眼睛,吃乾草,繁殖得快。班上同學輪流值班去割草飼餵牠們,也要清除驚人大量的糞便。一次瘟疫,山撥鼠都死光了。大家傷心地哭,合力為築一個土墳。種番茄是全校性的,每班分到一方土地。老師要求我們從耕地、撒種子、發芽,到茁長、開花、結果,都記錄過程在全班共有的日記上。自然的課程,因而變得十分鮮活多趣。我們還跟著老師走到很遠處去割草秣馬。戰爭末期,學校裡忽然駐進一小隊騎兵。校長命令(其實,校長大概也是奉命的吧)兩班合成一班,勻出幾間教室供軍人住。我們在一片幾乎沒膝的草地裡割草。那是大部分同學第一次用鐮刀割草的經驗,起初覺得挺有趣,但在烈陽下連續割了兩個多小時草,便不好玩…See More
Se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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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5)

六三公園大概是不准中國人進出的。一天早上,上學途中,我們在公園門前看到一個日本兵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打一個懷孕的中國女人。那女人想逃,又被捉回。皮鞋踢在她的大肚子上痛得她哀嚎討饒,但日本兵不斷地啐她:「馬鹿野郎!」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殘忍景象,十分恐慌,但是同行的男童都歡呼:「萬歲!萬歲!」也跟著日本兵一齊罵:「馬鹿野郎!」「支那人!馬鹿野郎!」後來女童也跟著歡呼拍手,我也就參加了歡呼和拍手。支那人都是壞的。日本皇軍是代天行道。學校的老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為我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孩。…See More
Se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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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義芝編《散文教室》

二 月◆大氣中的游虹◆王鼎鈞篇王鼎鈞小傳山東省臨沂縣人,民國十四年四月四日(?)生。抗戰末期棄學從軍,民國三十八年來臺,曾任中廣公司編審、節目製作組長、專門委員,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長,掃蕩報副刊編輯,公論報副刊主編。中國時報主筆、人間副刊主編,中國文化大學講師,美國西東大學雙語教程中心中文編輯。現旅居美國專事寫作。著有散文集二十餘種,小說、論評等多種。曾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行政院新聞局圖書著作金鼎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吳魯芹散文獎。王鼎鈞寫作年表一九二五年生。一九三九年,十四歲。寫小詩。一九四○年,十五歲。在抗戰地下刊物《新聞》中寫《游擊隊員的家信》專欄。一九四一年,十六歲。試批《聊齋志異》,寫成《評紅豆村人的詩》。一九四四年,十九歲。在陝西《安康日報》發表《評紅豆村人的詩》,此為作者正式發表之第一篇作品。一九四八年,二十三歲。寫成中篇小說《伶仃腳》。一九五一年,二十六歲。一、寫成中篇小說《秋水》。二、為《公論報》副刊撰《民間閒話》雜文專欄。三、為全國各電台寫廣播短劇《民間夜話》,每週三次。四、為中廣公司撰《自由談》,每週三次。一九五二年,二十七歲。一、繼續撰寫《民間夜話》…See More
Ju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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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4)

那片大草地綠油油,其實是屬於公園坊。公園坊裡面共計有三十三幢三層樓的洋房,多數兩兩相毗鄰,也是父親的產業。我的父親出身清寒,苦學奮鬥,是第一位從臺灣以公費考取上海的日本同文書院高材生。他一生勤儉成習,獨對房地產的經營有特別的嗜好。那三十三幢的房子整個租與三菱株式會社,供做高級職員的宿舍。公園坊內住著三十多個家庭,其中頗有一些男女孩童,是我家兄弟姐妹的同學。公園坊的學區也隸屬第八國民學校。我有一個同班好友植田玲子便是住在那裡面。她品學兼優,是人人佩服的模範生,常常都做班長。我的成績也跟植田玲子在伯仲之間,但是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為老師有點不公平,但是想不出原因何在?不過,班上的競爭並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放學後,我常常去她家一同做功課,有時也一同製做布娃娃,她也有時來我家彈鋼琴。公園坊裡,後來又搬來一個新家庭,兩兄弟都長得高瘦白淨。哥哥名字是小川滿洲國,跟我同年不同班。據說出生在滿洲國,所以有那樣奇怪的名字。小川君轉入第八國民學校不久,便成為全校最出鋒頭的人物。功課、體育,樣樣行,何況他的外表也是挺俊的。升旗典禮,老師都愛指名由小川滿洲國喊口令。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四年級了,男生和女生漸漸不…See More
Ma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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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3)

三現在再回到我家對面加油站的左邊。老實說,這個方向是我記憶比較模糊的一方。那加油站的後頭,有一條稍窄的馬路,可以通達一所也是日本人設立的女子中學。學生夏天都穿藏青色有細褶的長裙,上身是短短齊腰的水手服。這種制服太好看了,尤其是上了中學之後都不再用背包,人人右手提一個中型手提包,裡面裝滿書,走起路來非常神氣,也很有學問的樣子。每一個女童恐怕都曾偷偷許願過,將來要考上那所女子中學。我的二姐比我大四歲,曾經在那所中學讀了幾個月的書,但我自己終於等不及長那麼大就離開了上海。加油站的左邊,聽說是直通到江灣去的,但我從來沒有去過江灣。父親每個週末都乘車去江灣打高爾夫球。父親打球的時候,跟去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上班的模樣很不相同。穿的衣服很自在的樣子,連皮鞋都換了另一雙。司機替他扛一袋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球桿,放進後車廂內,那球桿上面套著各色的毛線套子保護,是母親編織的。我那時並不懂打高爾夫球是怎麼一回事?只曉得大概是很花時間,又很累人的運動。因為父親總要到傍晚才回家。他的臉上曬得紅紅的,衣褲都變髒了。尤其是皮鞋上一層土粉,襪子上都黏滿了芒草的細刺。那芒刺是我們小孩最討厭的,因為父親脫下來的毛襪子,清洗之…See More
M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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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2)

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阿公,先替我拿著。」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九歲,我四歲。二虹口公園的外側,是一條鋪著石板路的人行道,人行道外側種植著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夏天,樹葉濃密,往往遮蔭半邊人行道。秋天,葉子始落,我最愛聽枯葉飄落碰觸石板路的聲音,十分清脆,也有一些些淒涼;雖然當時我還不真切懂得什麼叫做淒涼,可是那清脆的聲音,總叫我心頭突然收緊,微微疼痛。其實,是長大以後多讀了一些文學的書,才逐漸明白那種心頭微疼收緊的生理變化,就是所謂淒涼。冬天,枯葉落盡,只剩粗大的枝幹矗立於灰濛濛天空的背景裡,倒反不會令人難過。冬天的梧桐樹很好看,教人感覺十分硬挺,很可信賴的樣子。寫到…See More
Ap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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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1)

一 上海江灣路,是我童年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我在那裡出生,上海事變時,為避亂曾舉家遷居於日本東京,但年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利翌年返臺,所以可說童年的大部分都是與江灣路息息相關的。說息息相關,其實當時年少,家裡又管得嚴,我所認識的江灣路是極其有限的。先說對面吧。我們家的門牌號碼是五四○號,大門與一條鐵路軌道平行,鐵軌的正對面是汽油加油站,規模不小。加油站的右邊是虹口公園附設的游泳池。除了夏天以外的三季,門都鎖住,頂多有些賣臭豆腐乾啦,賣糖炒栗子的小販,在門前擺個臨時性的攤子,吸引一些過路喫客罷了。但我們家的孩子是沒有辦法買那些喫食的,因為家裡的規矩不作興給小孩零用錢。母親除了三餐以外,又每天給我們準備早晚的零嘴,她說外面賣的東西不乾淨。但我們倚在二樓的陽台上,看街上行人在對過現買現吃,熱呼呼、香噴噴,羨慕極了。雖然隔著馬路隔著鐵軌,彷彿想像得出那味道。…See More
Ap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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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教室》林文月◆溫州街到溫州街 (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回鄭先生家的方式一如去臺先生家時。先請臺先生給崇豪、秉書夫婦打電話,所以開車到達溫州街七十四巷時,他們兩位已等候在門口;這次沒有下車,目送鄭先生被他的女兒和女婿護迎入家門後,便踩足油門駛回自己的家。待返抵自己的家後,我忽然冒出一頭大汗來。覺得自己膽子真是大,竟然敢承諾接送一位眼力不佳,行動不甚靈活的八十餘歲老先生於擁擠緊張的臺北市區中;但是,又彷彿完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起來。那一次,可能是鄭先生和臺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訪晤對。鄭先生的雙腿後來愈形衰弱,而原來硬朗的臺先生竟忽然罹患惡疾,纏綿病榻九個月之後,於去秋逝世。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See More
Ap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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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7)

Posted on September 27, 2019 at 7:47pm 0 Comments

日本天皇在電台廣播中宣布投降的沉重話語,我們都親耳聽到。但是隔不多久,臺灣人就轉變身分為中國人,所以我家倒不必像左鄰右舍的日本人那樣慌張遷走。

日租界裡的臺灣居民都分到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鄉人競相走告:要趕緊把日本的太陽旗焚燒掉。

我家大門前插上一面簇新的中國國旗。我覺悟到,我們突然變成「支那人」了。

而支那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凶狠起來。永樂坊與我家只一牆之隔,從二樓浴室的窗口,可以清楚地俯瞰衖堂裡瘋狂的掠奪。許多上海當地的男女,爭先恐後地湧入日本人的住宅內,不管主人在或不在,肆意地搬走他們所見到、所欲望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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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6)

Posted on April 13, 2019 at 7:12pm 0 Comments

這裡,我應該補充說明,前文所記的對話,其實是用不同種語言發音的。例如跟外祖父,我們使用的是臺語:和小學同學,我們講日本話;至於在家裡,父母跟我們講話時是夾雜著日語、臺語,甚至還有些許滬語。我同娘姨,以及偶爾在街上碰見的「支那人」,便都講上海話了。我的日本同學和他們的家人,也都多少懂些上海話,否則上街購物極不方便。

我們有兩項頗有意義的課外活動。一是養山撥鼠,一是種番茄。學校的空地多,後面搭蓋屋棚,養了一些山撥鼠。棕色的毛、烏黑骨碌碌的眼睛,吃乾草,繁殖得快。班上同學輪流值班去割草飼餵牠們,也要清除驚人大量的糞便。一次瘟疫,山撥鼠都死光了。大家傷心地哭,合力為築一個土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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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5)

Posted on April 13, 2019 at 7:08pm 0 Comments

六三公園大概是不准中國人進出的。

一天早上,上學途中,我們在公園門前看到一個日本兵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打一個懷孕的中國女人。那女人想逃,又被捉回。皮鞋踢在她的大肚子上痛得她哀嚎討饒,但日本兵不斷地啐她:「馬鹿野郎!」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殘忍景象,十分恐慌,但是同行的男童都歡呼:「萬歲!萬歲!」

也跟著日本兵一齊罵:「馬鹿野郎!」

「支那人!馬鹿野郎!」後來女童也跟著歡呼拍手,我也就參加了歡呼和拍手。支那人都是壞的。日本皇軍是代天行道。學校的老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為我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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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月·江灣路憶往──擬《呼蘭河傳》(4)

Posted on April 13, 2019 at 7:05pm 0 Comments

那片大草地綠油油,其實是屬於公園坊。公園坊裡面共計有三十三幢三層樓的洋房,多數兩兩相毗鄰,也是父親的產業。我的父親出身清寒,苦學奮鬥,是第一位從臺灣以公費考取上海的日本同文書院高材生。他一生勤儉成習,獨對房地產的經營有特別的嗜好。那三十三幢的房子整個租與三菱株式會社,供做高級職員的宿舍。

公園坊內住著三十多個家庭,其中頗有一些男女孩童,是我家兄弟姐妹的同學。



公園坊的學區也隸屬第八國民學校。我有一個同班好友植田玲子便是住在那裡面。她品學兼優,是人人佩服的模範生,常常都做班長。我的成績也跟植田玲子在伯仲之間,但是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為老師有點不公平,但是想不出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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