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和中國的“自然”，從《詩經》起，歷楚漢辭賦唐宋詩詞，連綰表現著平等參透的關係，樂其樂亦宣泄於自然，憂其憂亦投訴於自然。

在所謂“三百篇”中，幾乎都要先稱擅物動物之名義，才能開誠詠言；說是有內在的聯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著。

學士們只會用“比”、“興”來囫圇解釋，不同問何以中國人就這樣不涉卉未蟲鳥之類就啟不了口作不成詩，楚辭又是統體蒼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處的，穿的也自願不是紡織品，漢賦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邊旁的字羅列殆盡，再加上禽獸鱗介的譜系，仿佛是在對“自然”說：“知爾甚深。”

到唐代，花濺淚鳥驚心，“人”和“自然”相看兩不厭，舉杯邀明月，非到蠟炬成灰不可，已豈是“擬人”、“移情”、“詠物”這些說法所能敷衍。宋詞是唐詩的“興盡悲來”，對待。

自然”的心態轉入頹廢，梳剔精致，吐屬尖新，盡管吹氣若蘭，脈息終於微弱了，撓下來大概有鑒於“人”與“自然”之間的絕妙好辭已被用竭，懊惱之餘，便將花木禽獸幻作妖化了仙，煙魅粉靈，直接與人通款曲共枕席，恩怨悉如世情——中國的“自然”寵幸中國的“人”，中國的“人”阿諛中國的“富然”?孰先孰後?孰主孰賓?從來就分不清說不明。

儒家既述亦作，述作的竟是一套“君王術”；有所說時盡由自己說，說不了時一下子拂袖推諉給“自然”，因此多的是蛾冠博帶的耿介懦夫。格致學派在名理知行上辛苦湊合理想主義和功利主義，糾纏瓜葛把“自然”架空在實用主義中去，收效卻虛浮得自己也感到失望。釋家淩駕於“自然”之上，“自然”只不過是佛的舞臺，以及諸般道具，是故釋家的觀照“自然”遠景終究有限，始於慈悲為本而止於無邊的傲慢——粗粗比較，數道家最乖覺，能脫略，近乎“自然”；中國古代藝術家每有道家氣息，或一度是道家的追慕者、旁觀者。道家大宗師則本來就是哀傷到了絕望、散逸到了玩世不恭的曝日野叟，使藝術家感到還可共一夕談，一夕之後，走了。(也走不到哪里去，都只在悲觀主義與快樂主義的峰回路轉處，來來往往，講究姿態，仍不免與道家作莫逆的顧盼)然而多謝藝術家終於沒有成為哲學家，否則真是太蕭條了。

“自然”對於“人”在理論上、觀念上若有誤解曲解，都毫不在乎。野果成全了果園，大河肥沃了大地，牛羊人欄，五糧豐登，然後群鶯亂飛，而且幽階一夜苔生——歷史短促的國族，即使是由衷的歡哀，總嫌浮佻庸膚，畢竟沒有經識過多少盛世兇年，多少鈞天齊樂的慶典、薄海同悲的殤禮，尤其不是朝朝暮暮在無數細節上甘苦與共休戚相關，即使那里天有時地有利人也和臺，而山川草木總嫌寡情乏靈，那里的人是人，自然是自然，彼此尚未涵融尚未鐘毓……海外有春風、芳革，深宵的犬吠，秋的丹楓，隨之綿衍到煎魚的油香，鄰家嬰兒的夜啼，廣式蘇式月餅。大家都自言自語：不是這樣，不是這樣的。心里的感喟：那些都是錯了似的。因為不能說“錯了的春風，錯了的芳草”，所以只能說不盡然、不完全……異邦的春風旁若無人地吹，芳草漫不經心地綠，獵犬未知何故地吠，楓葉大事揮霍地紅，煎魚的油一片汪洋。鄰家的嬰啼似同隔世，月餅的餡兒是百科全書派……就是不符，不符心坎里的古華夏今中國的觀念、概念、私心雜念……多愁，去國之離憂，是這樣悄然中來、氳氳不敢。